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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上我这样的男人(第二十五章)
发布日期：2008-04-07
第二十五章
《二十五》
佛经有云：一念成佛，一念亦成魔。
讲完这个我也不知道到底是真还是假的故事之后，我所有的同学都一阵尖叫，女生们抓住我连撕带打，又掐又拧，都说我原来这么浪漫的，怎么她们以前都没有看出来呢？那一年回到家里，我见到了许多我们高中的同学，其实我是有机会在以前的同学当中寻觅到一份属于自己的感情的，但是我却都放弃了。因为她们谈论的话题让我很自卑，也很汗颜。我什么都没有，那一年，我第一次感觉到我这一生或许真的是一个要于寂寞相伴的人。
过完了年，我在家里又休息了一个多月，想了很久，竟不知道该去哪里？有时候我一个人呆在家里，呆呆的，忍不住就泪水盈眶。天大地大，我却竟然无处可去。渐渐的，我都不好意思再出门了，因为我一出门就有无数的人问我工作和毕业的问题。我的父母渐渐的也对我有了意见，开始埋怨我老呆在家里也不是个事情。这是我父母生平第一次催我出门，我突然好一阵难过，难过的躲到厕所偷偷的又抹了抹眼泪。父母催我出门的那一刻，我才意识到我原来真的长大了，我也才意识到原来长大是多么痛苦的一件事情。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的。
我拿着行李，逃也似的出了家门，在火车站售票厅门口的台阶上手托着下巴呆呆的坐了一个下午。最后给一个看了我一下午的一个讨饭吃的叫花子给了两块钱，然后买了一张去古城西安的车票。我很幸运，车票居然还有座位。我依着窗子坐着，脸贴在窗户的玻璃上，两眼怔怔的盯着外面一排排向后奔跑的白杨树和小平房，还有远处的高山和麦田。我的心和我脸贴在车窗玻璃上的感觉一样冰凉。列车就象一条受了伤的毒蛇飞快的向前蹿行着，发出一阵一阵嘶哑的呻吟声。我突然想起我当年为什么要考到西安来。说起来你也许会发笑，因为我没有坐过火车，我掰着指头算过从兰州到西安上学最起码可以坐一夜的火车，那时侯我觉得坐火车是一件特别幸福和愉快的事情。想着想着，我不禁一笑，笑人的理由有时候是多么的可笑和荒诞。
我再回到宿舍的时候，宿舍里一片狼籍，满地都是灰尘，破报纸，臭鞋，烂袜子和啤酒瓶子。白帅和东子，老牛还有翔子的床都光秃秃的只剩下一个干床板，只有赵兵在蒙头大睡。一看见我来了，从床上翻起来拉住我的手，笑呵呵的说：“可算是来了个会说话的，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都憋死我了，我已经一个人在宿舍里住了一个多月了，每天晚上都一个人独守空房，我现在算是知道那些年轻守寡的小媳妇晚上有多难熬了。”我笑了笑，说：“我来，肯定来，我不来我能干啥去呀？宿舍里其他的人呢？”赵兵说：“都就业起来了，白帅去了山东，东子去了广东，翔子在市里一家房地产公司跑业务。”我说：“那你呢？你工作找好了吗？”赵兵说：“找个屁呀？每次去招聘会都被打击的血淋淋的，这几天我正在燎伤呢，等燎的自信心再度膨胀的时候再去招聘会看看吧。”我看见赵兵的床下面扔着两条裤头，上面还略有斑斑点点，便笑了笑说：“你是个水牛呀？一晚上泻了几次？”赵兵咧着嘴嘿嘿嘿嘿的笑了笑，边笑边说：“这不是春天来了嘛，万物复苏，人的火也就大了呀！”说完，赵兵接着又说：“前两天学生会的几个人来找你，他们问你还来不来？我说你可能大概不来了。”我忙问他们找我什么事情？赵兵说：“不太知道，好象是什么《青年志愿者协会》的。”我一听，忙跑出去到系办公楼里到学生会值班室里查到《青年志愿者协会》的部长的电话，又回到宿舍楼底下给部长打了个电话。我曾经在一次校园组织的活动中看到过几副贫困山区的孩子和他们学校的照片，还有他们写的作业和作文，还有几封起首没有写清姓名的信，大概是感谢一位资助他们上学的姐姐的。我感觉几封感谢信里的所谓的姐姐应该是同一个人。我是从没有见过照片上那么黑那么破的学校的，也没有见过人用那么短的铅笔写字，更没有见过小孩子穿那么大那么破的衣服。我当时就跑回宿舍将我的几见旧衣服找出来捐了出去。还给负责接受捐款捐物的一个学生会干事留了我的电话，说下次如果他们还去这种山区一定给我打电话，我也要去。回到宿舍后，我又突发奇想，我想在学校办一次个人书画展，所有的作品都明码标价现场拍卖，所得善款全部都捐给贫困山区的孩子们。我把我的想法连夜告诉了姚婷和粱静，她们都非常支持我，粱静第二天就帮我去联系了《青年志愿者协会》的人，他们也表示全力支持我。就在我轰轰烈烈的想在我的大学生活里留下我最有意义的一次念想时。我却被学校劝退了。于是这件事情也就搁浅了。
我给《青年志愿者》协会的部长打电话，那部长说他们过几天要去山羊县给那里的孩子们送一些捐赠品去，问我还去不去？我说：“去。”晚上，我在楼道的宿舍里挨着搜罗了一些旧衣服和旧鞋子，我说我要将这些衣物捐给贫困山区的孩子时，各个宿舍的哥们儿都很愿意，有的还给我找出了他们只穿了几次的九成新的衣服，有的甚至还捐了钱，并嘱咐我一定要在捐款单子上写上他们的名字。
我没有想到粱静也会是《青年志愿者协会》的会员，我也不知道她原来每个月都要去陕西周边的贫困山区去去看那里的孩子，还给他们义务讲课。我更不知道她还资助了好几个小孩子上学。原来我上次在校园里看到的那几封山区的孩子写来的感谢信里所谓的姐姐就是粱静。
在去山羊县的公交车上我和粱静不期而遇，粱静说她以为我回家后不会再来了，我说：“我还有很多心愿未了，怎么可能不来呢？”我给粱静讲了我回到家里发生的许多事情，听的粱静嗔目结舌，呆呆不语。汽车从早城一直开到了中午，将我们扔到一个山脚下面，然后就回去了。我们徒步顺着山上的羊肠小道走了大约有三四里的山路，直到傍晚才来到了一个小村庄，刚到村口，早有一群蓬头垢面，穿的破破烂烂的孩子象潮水一样涌了过来，象土匪一样翻开我们的背包将包里本就准备捐给他们的衣物和食品一轰就抢个精光。然后抱着衣服和吃的四下便作鸟兽散了。我很惊诧为什么孩子们不能象电视里一样排着队等我们给他们一个一个发呢，为什么要抢呢？反正这些东西他们人人都是有份的。接待我们的是一个满脸褶皱，皮肤黝黑，戴着一顶藏蓝色帽子，穿着一身洗的有些发白的藏蓝色的中山装，上衣胸前的口袋上还别着一支钢笔，大约有五十多岁的中年人，那人一来，就拉住我们队伍里一个个子挺高的男孩的手，一边用力的甩一边用夹杂着陕北口音的普通话说：“欢迎，欢迎，欢迎你们再来我们这里做客。”粱静悄悄的告诉我，那个男人是村里的强书记。也是这个村里所有的孩子的所有课程的老师。强书记和男孩子打完招呼，又一个大步跨过来，拉住粱静的手，笑呵呵的说：“粱老师你好啊！你走了村里的娃就天天念叨你着哩！。天天跑到我屋里来问他们梁老师再啥时候来哩？”强书记拉粱静的手的时候我看见他右手的食指咧了好长好长的一条口子，殷红的血啧里夹杂着白色的粉笔的尘屑。我知道这种伤口是被冻裂的，而冻裂的伤口又被粉笔的灰尘腐蚀和感染了。我心里不禁一酸。心想下次来一定要给强书记带一些创伤药。粱静抿着嘴只是笑，等强书记说完了，粱静对强书记说：“我今天带了个我的朋友来，我这个朋友很想到咱们老乡家里去看看，你能给安排一下吗？”强书记忙说：“行，行行，没问题。欢迎参观。”说话间，刚抢了衣物食品的孩子将抢的东西放回到家里以后，又跑了回来，一个个或抱住粱静的腿，或拉着粱静的手还有衣服又蹦又跳，唧唧喳喳闹个不停。强书记说要安排我们吃饭，但是我们队伍里刚和书记握过手的那个男孩却用命令的口吻告诉我们说：“晚饭一会儿集中一起吃，每人两个烧饼，一根火腿肠和一瓶矿泉水。”还说：“这里的老乡家里都很困难我们去到老乡家里慰问的时候千万不能吃老乡家的东西。”
如果我不来这个地方，我是不会想到解放都半个多世纪了，我们的国家居然还会有穷的一家五六口人睡一个土炕，几个孩子穿一条裤子的事情。说这种话我或许有些忘本，我小时候也是在农村里长大的，不过只是没有这么苦罢了。我对老家的人是很了解的，老家的人很淳朴，也很自私。如果有个亲戚从城里回来，他手里的提包刚放下，就会有穿的很破烂的小孩子跑过来象土匪一样的乱翻，而孩子的父母则半是吆喝半是纵容，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刚到村口，就有小孩子冲过来抢我们的东西。小孩子象一群小猪拱着吃食一样，头碰着头，你推我搡，乱做一团，而大人们则远远的躲在各自的家门口等着孩子。这就是真实的村的人，让人可怜又可爱。很多城里的人都看不起乡下人，但事实上乡下人进了城都是很规矩的，倒是很多到了城里的乡下人却渐渐的忘了本。如果你也曾经深刻的经受过贫穷，如果你曾经也一无所有，每天都在为生计和糊口而苦苦奔忙，如果你能真切的看他们一眼，你就会理解这些人。但是我是不喜欢农村的人象老黄牛一样信天由命，甘愿默默无闻，任劳任怨的性格的。当天晚上我和粱静到她一个叫强娃的学生家里去做家访，强娃家住的是土窑洞，屋子里黑洞洞的，一进门右手边是一张长方形的土炕，和小时侯我外婆家的那张土炕一摸一样，我小时侯经常爬在炕上扒在窗户上朝外面看，看我妈有没有从大门里进来。我妈每次从城里回来的时候都会给我带很多水果糖和麻花回来好。炕一边的墙上贴着些剪纸和年画。炕尾是一个用土砖盘起来的灶台，灶台上搭着一只很大很大的铁锅，灶台下面是一个风箱和一些柴禾。小时侯外婆作饭的时候，我总是抢着拉风箱，我拉风箱的时候很卖力，常常能把一锅搅团烧的黑糊糊的焦在锅里。灶台对面是一张用几个土砖架起来的擀面的案板，案板边上是一个衣柜。屋里也没有拉电，只点着一盏只有一点星亮的煤油灯，劣质的煤油气味很是刺鼻，煤油灯的烟雾也很大，不一会儿我和粱静的鼻孔就黑了。看着强娃家，我不由就想起了我小时侯，我小时侯在农村的时候，我奶奶家和我外婆家里也是住窑洞，点煤油灯的，我还经常爬在煤油灯底下给我外婆穿针线呢，我小时侯眼睛很亮，一下就能把线穿到针眼里去，有时侯煤油灯一闪一闪的，我就用外婆的绣花针挑一挑灯腥。灯就不闪了。我外婆在煤油灯底下能做一夜的针线。直到天麻麻的亮了，才吹了灯睡觉。我外婆很年轻的时侯就没了我外公，守寡之后一直都没有再嫁人，很多年来外婆都是靠着煤油灯和针线度过一个又一个漫漫长夜的。不过现在我奶奶和我外婆早已经住进了一砖到顶的大瓦房里，还看上了电视。强娃的妈妈喂完猪以后就和我们盘腿坐在炕上开始聊天，强娃的妈妈说：“又麻烦你们从城里跑来看我们，你看我们家里啥也没有，只能给你们倒两碗白开水。”强娃妈妈说这话的时候，忙给也坐在床上的强娃的两个姐姐使了个眼色，两个丫头才慌忙跳下床去，一个往灶火眼里添玉米杆杆，一个拿马勺从水缸里往锅里舀水。粱静忙说不用了，说着跟着从炕上跳下去，将两个丫头死命的拉回到了炕上，然后对强娃的妈妈也用陕西的方言说道：“我们来了又不是一次两次咧，你这么客气的做啥呢嘛？强娃他爸又不在家，你们家里吃水也不容易。”我忙问粱静：“那强娃的爸爸到那里去了？”粱静看了看我没有说话，强娃的妈妈说：“强娃他爸以前到石料场里背石头着哩。前年让石头把腿砸了，现在到城里头给人看大门着哩。”我点点头，哦了一声。又问：“那你们家的地谁种呀？”强娃的妈妈说：“我们没有地种了。”我有点诧异，又问道：“为什么呀？农民不是都种地吗？”强娃的妈妈说：“听村长说政府要修什么国道，要从我们村里经过，我们的地都被征收了。”我记得我刚看完贾平凹写的一本小说叫《秦腔》，里面的隶花村就被一条所谓的国道横村穿过。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的城市化的进程也日益加快，很多工厂，国道，都在不断的蚕食着农民的土地。我不知道农民离开了土地到底对他们意味着什么？到底是一件好事还是一件坏事？我曾听过两个笑话，一个是说村里有两个农民在大树底下纳凉，一个是拾羊粪蛋蛋的，一个是阉猪宰牛的屠户兼给牲口看病的兽医，两个人随便开始畅想人生，拾羊粪的说：“唉！老子要是当了皇帝，我就把全村的羊粪蛋蛋一个人给包了，以后谁都不准和我抢。兽医说：“我要是当了皇帝，就规定以后十里八乡不管谁家的猪都必须让我来阉割，都让我来杀。还有一个是听说中央电视台的一个节目主持人到一个贫困山村里去采访，在山上碰见一个放羊的小孩，就问了小孩一个很哲学的问题：“你为什么放羊呀？”小孩说：“放羊为了卖钱。”主持人问：“卖了钱又做什么呀？”小孩说：“卖了钱就娶媳妇。”主持人又问：“那娶了媳妇再做什么呀？”小孩子说：“生娃。”主持人又问：“生了娃，你让你的娃干什么呀？”小孩说：“放羊。”不可否认的是就这么将一张白纸一样的农民推入到城市化进程的改革当中确实是一件很残忍的事情。先且不说这两个故事有多少醒世意义。就说那天晚上我和粱静，还有强娃的妈妈聊天，我们居然聊了一夜，那一晚我了解到了很多我以前不知道的事情。我知道这里因为天旱缺水，村里的地已经基本上没有人种了，男人们都到附近的煤矿和石料厂去背煤和采石头去了，那些小煤窑和石料厂的设施都很简陋，煤矿上没有矿车，工人们要弯着腰，脊背上背着一个竹筐子将煤从井下背上来。石料厂每年都要死很多人，死了人也没有人来查。农村人没有文化，斗大的字不认识一个，纵是有心去讨个公道，也不知道该去那里找青天大老爷。男人们出去挣钱，女人们就在家里喂个猪，养个鸡，再照看孩子。孩子稍微大一点就都跟着往城里涌。因为没有文化都只能在城里干一些卖力气的活。城市是个大染缸，有些孩子不知不觉的就走上了歪路，至死却还不知道什么叫犯罪。强娃的妈妈说强娃的一个姐姐在城里一家美发店里当学徒，每个月都给家里寄几百块钱回来。我一听美发店，脑子里立刻就闪现出那些一到晚上就闪烁着粉色糜红的洗头房。看着强娃的妈妈我的心又一阵绞痛。强娃的妈妈还说其实他们家里已经不错了，村里还有男人死在小煤窑上的，人家连钱都不陪，女人没办法，就带着几个娃到城里一边拾垃圾一边要饭吃去了。
第二天，我跟着粱静当了一天的乡村义务教师，下午，上一节体育课的时候，粱静和一群孩子在满是黄土的操场上玩老鹰捉小鸡，强娃当老鹰，粱静当鸡妈妈，一群孩子躲在粱静的屁股后面排成了一列长队当鸡娃子，象一列火车一样，车头往那里摆他们就跟着往那里摆。我站在一边手遮着太阳静静的当着观众，粱静喊了我几次，我都摇了摇手。小孩子们玩的很卖力，踏的地上的黄土都遮住了太阳，真的象一群小鸡一样叽叽喳喳叫个不停。我环顾了一下四周，所谓的学校不过就是三间又破又旧的平房，房子的墙上还依稀可见当年用白色的石灰粉涂写的革命标语还有一些新近几年宣传计划生育的口号。操场上孤零零的飘扬着一面五星红旗。这和我的大学校园有着天壤之别。我为我过去虚度的时光和碌碌无为感到一阵羞耻和惭愧。我觉得我应该为我的过去做一些补偿。
我突然决定要留下来。
我要在远离人群和闹市的地方守侯我的灵魂。<<上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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