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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山黑水大中华(第二十六节 太大头的诞生)

发布日期:2008-04-21
第一卷 江山如画卷 第二十六节 太大头的诞生
如今,张作霖手上就有一枚光绪元宝,,成色为91%。正面铸有铭文,顶部铸楷体“造币总厂”,底部铸“库平七钱二分”标识,中心直读“光绪元宝”四字,币中心还有四字直读体满文。银币背面外圈顶部“光绪年造”楷体铭文,余部用小号英文标准字体铭“大清帝国银币”字样,内圈铸有正面腾云五爪龙一只,品相稍嫌粗糙,其审美风格独持,钱币正面鲜然可见满汉文化的融合,而钱背却明确标示了西方文化的介入。钱币虽小,也可管窥社会文化一斑。
放下光绪元宝,张作霖拿起另外一枚墨西哥鹰洋,。其直径为39毫米,重库平七钱二分,正面图案是墨西哥共和国国徽的造型:一只雄鹰,张着翅膀,嘴里叼着一条蛇,伫立在一棵从湖水岩石长出来的仙人掌上。这个造型的下边由橡树和月桂的枝叶环绕,象征着力量、忠诚及和平,含纯银0.90。

十八文学中叶以降,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要求在更大范围内、更频繁地使用货币,银两制度愈发难以适应新的形势。银两的非标准化特点决定了使用时兑换成本的高昂和“平”“色”称量检验的复杂。其“用之于市肆,则耗损颇多,有加耗,有贴费,有减水,有折色,有库平、湘平之异,酒平、规平之殊,畸轻畸重,但凭市侩把持垄断,隐受其亏。”
跨地区贸易中的兑换损失尤其惊人,有人估计银子每经一次兑换仅“平”上面的亏折至少有百分之零点五。“客行责千金,驰万里,稍不留神核记,南北往返,数月后,囊中物无事而坐耗其半矣。”因此,突破银两制度的藩篱,引入标准化的、地域色彩淡化的银币势在必行。
在这种情况下,外国银元(洋钱)趁虚而入。明代以来随贸易流入的洋钱长期被视作银两,十八文学后期,因机器铸造的外国银元重量、成色能够标准化,使用时不象银两那样须“较银色之高低”、“称分两之轻重”,且式样精美,适应了当时东南沿海地区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逐渐“计枚核值”,凭个数流通,成为异于银两的另一种白银货币,日渐流行。
鹰洋之前最流行的洋钱是西班牙peso中的加罗拉四世币(本洋、佛头)。鸦片战争前已在两广、江浙、闽台、皖、赣建立了稳固的势力,因供不应求而有升水,流通时作价高于实价(实际含银量)。
五口通商后,银元这一新式货币日益受到欢迎,鹰洋也进入中国。但在十多年里非常缓慢地为人使用—而且只是折价使用。因为中国人特别重视已经停铸多年的本洋,以至对包括鹰洋在内的其它银元都持怀疑态度。“有时认其它银币皆系荒洋,拒绝接受,只能按分量计算。”在广州,当四十年代时,本洋往往超出鹰洋的兑价百分之十二,而重量和纯度鹰洋都稍胜。
虽然本洋在中国的升水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加罗拉四世币源源流入,但其来源渐绝。太平天国革命爆发后,人们更大量囤积这种硬通货,使其日益稀少,价格愈高。本洋严重短缺的结果是鹰洋开始取而代之。1853年10月,两广总督叶名琛谕令在缴纳关税、盐课和国家税收的各种项目上,准许鹰洋和本洋按其含银量等价流通。这时本洋在上海仍然维持着特权,主要是因为钱庄庄主们的囤积和炒作。到1856年9月,钱庄主的力量达到了顶点,这种重7钱2分,比纯银锭的含银量少10%的银元却能买到重一两的纯银锭。非理性的价格终于动摇了人们对本洋的信念,“
中国人的心理似乎醒悟过来,觉得此事太不合理,于是(加罗拉)银元像潮水一般地流到上海来掉换白银。”贸易的记算单位在1857年初由本洋改为上海规元。与此同时,鹰洋得到推广。1856年初,一部分外商试图改变通货,从使用本洋改为使用鹰洋这一努力流产。11月,上海道台用官方的力量推行鹰洋,成立三家钱店收兑墨西哥银元。又令各布店向农民兑出墨西哥银元。鹰洋终于“攻克”上海,到1857年“西班牙银元已经完全不受欢迎,更受喜欢的是墨西哥银元”。同年,在福州,道台拒绝接受以墨西哥银元缴税,因而美国领事准许美国船只得不凭海关火印结关。迫使道台同意按百分之二的折扣以墨西哥银元缴税。

从此,鹰洋在华东、华南地区被广泛接受。香港殖民地总督卡利斯•鲁宾逊1863年谈到,鹰洋不仅是香港唯一的法偿货币,也在中国广泛流通。它们当时既在广州也在上海大量通行,而且“在中国中部的产丝区付款,必须用没有磨损的墨西哥银元,它有很高的升水”。

鹰洋的势力范围不断扩大,十九文学八、九十年代达到顶点。“沿江、沿海各省大率行用洋银,历有年所,官吏商民,习以为便”。而“通用之洋钱大半皆系墨西哥国所铸”。“外洋墨西哥小国银元乃充斥于中国,初行沿海省分,近且流及内地”。具体地说,鹰洋的大本营是上海,它在这里几乎是主币。
苏南、浙江、安徽、江西、两广、福建、台湾是它的主要势力范围,在这些地区,它的流通量超过银两。随着中国对外开放地区的增加,它在长江上、中游的汉口、宜昌、沙市、重庆、长沙等地,北方的天津、牛庄、营口、大连甚至黑河等商埠都有流通。在华东、华南的许多都市,鹰洋一度成为标准通货,早期的兑换券多规定以鹰洋兑现,尤其是上海一带,银元券照例是要兑鹰洋的。

输入中国的鹰洋没有具体统计,但数量巨大。1891年两江总督刘坤一提到,“中国行用洋元以墨西哥所铸鹰洋为最多,…前经饰查上海进口之数,每年不下千余万元”。据彭信威先生估计,“鹰洋的输出额,在铸造总额中大概要占八成以上,约九亿六千万元。流入中国的总不下于三亿元。”这个“三亿元”是什么概念呢?清朝末年全中国的货币总量折合银元不到二十一亿元,它占到近1/5。全国银两总额大约2.5亿两(合3.47亿元)左右,与鹰洋数量相当。

墨西哥银元在流通时始终保持一定的升水,市价根据供求关系在实际含银量之上波动。以金融中心上海的行情为例,鹰洋实际含银量合上海两(即九八规元,一种虚拟的银两单位。酒平,成色0.91666) 7钱1分3厘。1865年后的鹰洋洋厘(折合九八规元的市价)都有记载,仅1866、1867出现过0.715两的低价,此后每年低点多在0.72两(升水0.9%、之上.每年高点多超过0.75两(升水5.19 %)。在1872、1876、1911、1912几年还有8钱(升水12.2%)以上的高价。影响洋厘的因素既有季节性的农产品收购和进出口贸易,也有国内外政治经济情势的变化,致使洋厘每年总有几次较大的波动。
因洋厘的波动,上海金融界出现了一种类似于今天金融衍生产品的投机行为,即针对鹰洋的买空卖空,俗名吊盘空盘。这可能是世界金融史上最早的货币期货。多空双方以洋厘涨跌为赌注,到期结算,输家照差价付钱。“彼此皆不过如大赌一场耳”。“其间卜市面之迟速而作多头空头者,赢则半日之间可成巨富,输则一宿之久,可以立贫。
若赢者固自得计,而输者竟有荡产倾家至于自尽者。此其弊在银圆来自外洋,止凭市面存积之多少,为价值之低昂,故贪夫侩得以垄断而左右望也”。有些富商大贾更藉此互相勾结,做庄炒作,“买空”的同时“大收其洋,使市上存之者少,而价乃翔贵”。做多赚一回钱之后,忽然反手做空,“及(洋厘)贵至于极,而一旦出其所藏,市价忽然平跌矣。此时,料洋钱之长而多买洋者,大受累焉”。这样卖空又赚一回钱。1881年江苏巡抚、1887及1889年上海县、1892年上海道都曾明令禁止这种“空盘之弊”,但无济于事。
面对这么强大的对手,张作霖却有自己的打算,在历史上袁世凯称帝前后,曾经用一种银币取代了墨西哥鹰洋,张作霖还清楚地知道这种银币:
“以库平纯银六钱四分八厘为价格之单位,定名为圆,一圆银币,总重七钱二分,银八九,铜一一”这种银币叫做袁大头,与其他商品不同,货币只要能够具备了流通的资格,越差的货币越具备优势,而且很快就能取得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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