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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上海收藏的岁月
发布日期：2008-07-18
被上海收藏的岁月
被上海收藏的岁月
出自期刊：年3月 第期
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旋涡中，我是一位深陷其中的外国人。由于天性使然，我并没有被这股强大的力量推动着随波逐流，有时甚至感觉自己在有意识地抵制这种吸力。我们德国人，也包括其他欧洲人和许多美国人在内，都是伴随国家经济发展的同时自身意识也发生了缓慢变化。西方国家的这种发展早就开始了，也早已达到它的速度极限。许多居住在上海的外国人，如果愿意，也会跟着上海人不断加快的步伐前进，重新在自己的肌体内注入活力。当然，也有许多像我一样的外国人都在固执地抵制这种推力。但即使是这样，也没人可以完全从这座城市巨大的吸力中抽身。
上海就像一面我每天都要光顾的大镜子。有时我会从中看出自己的变化，有时会对镜子里的那个人进行一番嘲讽，有时它又能让我看出事物发展的规律。要不是有这面镜子，有些规律我可能永远都发现不了。
当丹丹的弟弟一家人来访并炫耀他们新盖的房子和刚买的汽车时，当邻居老张告诉我他定了去泰国旅游的机票时，我便会翻出有关德国历史的书籍，上面是德国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的图片：幸福的年轻夫妇住在他们宽敞明亮的新房子里；人们骄傲地开着自己的大众或欧宝牌轿车外出旅游。书上还有法兰克福汽车展的图片，标题为《机动化的时代》。总之，从私人住宅到汽车，再到国内外旅游，应有尽有。与此相比，我那位小舅子现在享受的生活，德国人早在我父母那一代就已经享有了。他现在所经历的一切，都能在德国过去的黑白照片中找出来。
过去所熟悉的生活又重现在眼前，我又一次体验到相同内容的生活在不同时空间转换所产生的特别感觉。我的儿子安迪现在玩的玩具赛车和我小时侯玩的火柴盒汽车相类似，这个玩具是我在南京路新世界商城买给他的生日礼物。很多喜欢中国古老文化的人们都对现今的变化感到迷惘，因为中国幸存下来的传统文化在当今飞速发展的经济中显得有些举步维艰。当然，这种现象是正常的，但也没少受到批判。有时候我想，我难道真的需要在当代中国体验过去了的德国生活吗？
我生于1968年，在成长中经历了祖父母、父母两代人的经济增长奇迹。那是一个有时让我感到消化不良的奇迹。难道，现在我又得像我的父母那样，被迫呼吸城市污染的空气吗？他们从上世纪90年代起到逝世前，一直承受着这种因为“发展”而带来的健康负担。
现在，如果要在上海住上好几周，我便会每个周末都躲在“树新风，促和谐”的街道里，以摆脱让人烦躁的交通、吵闹的马路和令人窒息的废气。以前在南京，我常常会在夏天骑自行车横贯城市，去紫金山附近的一个湖游泳，或者干脆只是为了看见更多的树木而外出。在那里，我可以重新投入大自然的怀抱，而不是守着门前唯一的一棵梧桐树。90年代初，每到周末我都会出去郊游，到南京周边的山上，那里漫山遍野都是绿色的竹林，让我找回儿时的感觉。而在上海，只有公园和居民住宅前的绿地稍微遏制了一下水泥森林的嚣张，也略微安抚了人们对于自然的渴望之情。如果想真实地领略大山风光或踏上还未被污染的土地，必须做好周末出游的计划。你不得不经过两个小时的旅程才能把城市抛到脑后，走进乌托邦。在大自然中，我手里拿着从超市买的饮料，不禁自问：“为什么只有我对这里如此迷恋？”
夜里11点半，我还在楼下散步。那个喜欢飚车的小李和他的朋友没有回来，也许他们往北骑，去宝山区的汽修店了。这时，一个寒酸的身影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把我从“上海随想”中吓醒。借着昏暗的路灯，我看到一双无助的手向我伸出。他是城市乞丐中的一员。直到现在，他还期盼着路人可以施舍几分。我给了他微不足道的一元钱，只有在这个时候我会毫不犹豫地把钱给他，因为其他的乞丐都走了。他说了句：“好人会有好报的”，然后就走开。这些乞丐虽然穷困，但不会落魄到吃喝无着的地步。
我继续向前走，拐进了一条大街，很快来到一排低矮的围墙前。墙内是鲁迅公园，此时已经是人去园空。几辆桑塔那出租车停在大门前。司机望着我，希望我会是他下一位乘客。其他司机在旁边24小时营业的面馆里吃夜宵。南边是灯火通明的四川路，在皎洁的圆月映衬下显得更加辉煌。中国人喜欢圆月。几千年来，大诗人们都会在柳下花前对诗赏月，留下传世名作。月光洒在公园的池塘上，河对岸的亭子衬着柳树依稀可见。装着玩具激光枪的小船停在湖面上，这可是安迪每次来公园的必玩项目。今天的最后一批游客早已回家了。他们的家就藏在周围高楼的黑色剪影之中。
1300多年前，诗仙李白就写了许多首以月光为题材的诗歌。在中国，每个孩子，每个学生都会背诵他那首名诗《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背完这首诗，我并没有想家的感觉，而是想起了我和两位同学刚到北京的第一天。在转换飞机之前还有很长一段时间，足可以让我们临时观光一下这座城市。我就是在这段幸运时间里生平第一次游览了中国的公园：情侣们沿着竹林甜蜜地踱着步；湖面上泛着鸭形脚踏船，一家人正惬意地踩着踏板；从月亮形的门洞中传出一阵淡淡的茶香，和了湿土气息，这是中国特有的味道；柳枝在大城市的灰色烟尘中微微拂动。
眼前的这座公园就像我初到中国第一次游玩的那座公园。我心甘情愿地在上海这座飞速发展的城市里生活了七年，这似乎有悖于我的性格。但我已经爱上了在中国的点点滴滴，七年中经历了无数美好的时刻。比如在公园里与人攀谈，品位生活中的细节，享受中国美食，甚至在火车上都能挖掘出生活的乐趣。这些幸福时光比在德国时还要多。德国人的性格很古板，对待时间就像对待银行的储蓄，要事先计划、事先编排、事先作出预算。我们总是把时间看得很宝贵，用的时候一定要精打细算。总是感到时间紧缺是德国文化的一部分。因此，像我所在的德国文化机构，通过使用德式时间管理法赚入了大笔外汇。雇主们亲自为我们制定时间计划，并严格按照最初的方案执行，这样既可以满足企业主们的钱包，也维持了政府主管部门的开销。
当我在公园里漫无目的地闲逛时，正好碰见了刘先生，我们攀谈了起来。聊天的内容和平常完全不同。他没有像以前那样夸我的中文，也没有问我是否习惯中国菜，更没有和我谈论上海令人目眩的发展势头，而是和我聊起了钟表。我告诉他，我特别喜欢收藏机械手表。他便向我展示自己的南京牌机械表，它和我书房里的那块有些类似。我那块表可是绝版，对此我很是自豪。刘先生有70多块南京表，每块都是正版，决无仿制。他收藏的第一块手表，得追溯到35年前的文化大革命时期。
刘先生是一名收藏家，准确地说是一位中式手表收藏家，一位真正的行家里手。他有一双精致、灵巧的手，一头精心梳理过的稀疏白发，随身总是携带一块怀表，一条长长的挂链一直延伸到呢子大衣右边的口袋里。他掏出怀表，注视良久，温柔地抚摸着银色外壳，并用大衣袖子的衬里擦拭表蒙子。查看怀表已经成了他的习惯，他总是认真地查看齿轮转动是否正常，走时是否精确，就好象要弄明白怀表的工作原理似的。
“南京表有不同的形状和规格”，刘先生说：“就像老子庄子一样，都属于中华文明的一部分。它可以在关键时刻给人带来好运。如果你有兴趣，我可以带你见识一下我的收藏。”
我当然愿意。几分钟后，我们便来到了他的小型博物馆。一间不到20平米的小屋子，由于各种各样的钟表占据着，进来的人已经没有多少活动空间。其中的一座钟引起了我的注意：几个小矮人围坐在巨人的周围，到点报时时，洪亮的锣声和如磬石般的钟声会响作一团。
“别着急，慢慢看，这些钟表的造型很奇特，也很丰富。”我发现有些表的金属外壳和表盘的造型设计各式各样，有蝙蝠、鹿、鱼还有红双喜。中国特有的象征幸福和财富的图案盘踞在表盘上，迎送着岁月流年。蝙蝠象征幸福、鹿象征财富、鱼象征着来年能有好收成。“时间不会白白流逝”，刘先生说：“南京表拥有中国的灵魂，欧洲的心脏。它的技术来自欧洲，这保证了它的精确走时。中国表往往将枯燥的时间装饰成生活中值得纪念的时刻：幸福、财富和丰收。钟表匠们在表壳上精雕细琢出各式造型，把自己所寄寓的幸运幻化在时间的流逝中。秒针每走出一步，都会将这些幸运释放出来。
“南京表把岁月分割成无数个瞬间，用生动的形象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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