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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卫星测轨英雄刘易成吹响集结号

发布日期：2008-07-25
为卫星测轨英雄刘易成吹响集结号
和在战场上一样,刘易成就是前仆后继的第24位航天功臣。因为，8年前，获奖的功臣有23位。昨天，在中关村又一次见到这位精神矍铄，对事业充满热情的传奇人物。在炽热的太阳底下，骑车而去，真看不出已经是78岁的老人。
我敬佩他，一是能够利用自己的数学知识，解决了中国卫星发射的关键问题。卫星要有人制造，有人发射；而卫星上天才仅仅是开始，要有人跟踪定位。要是自己的卫星上天后找不着了，等于没有上去；要是让外国人找到了再告诉我们，那可真是开了国际玩笑。

早年，卫星不在功能和大小，你先得知道轨道和位置。而中国没有海外的基地，也没有远洋测量船，卫星还要抓紧时间上天。这个问题，靠刘易成的数学功夫解决了，还有一个轨道问题，也是关键。

而文革，让他从此离开了心爱的事业，曾经的功绩埋没，而埋没的是一位中国人的智慧，和艰苦创业的精神。所以，我在7年前在网上看到他的事迹后，也在一直追踪，要让更多的人知道他的奉献，知道他作为一个科学家的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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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白时代的刘先生。

今天，他的精神不减当年。

1999年9月17日，《科技日报》机动记者部主任沈英甲办公室，来了位近70岁的老人。他自称刘易成，在卫星上天工作中，做出过重要贡献。之后的四年中，沈英甲一直在想，要有个机会把这件事让更多的人知道。

　　1970年4月24日，当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时，刘易成只能在湖北的一个干校聆听公报，他当时既高兴又痛心，他的成果已经完全投入实际使用，并获得成功。痛心的是，他离开了这个队伍。

沈英甲说：“在他来的第二天，1999年的9月18日，人民大会堂召开表彰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奖专家大会。会上，江泽民向23个对两弹一星有贡献的专家授予了功勋奖章，台下，300名专家得到了绶带。然而，别说功勋奖章，就是在300人中没有刘易成。

此后，沈英甲终于在一本旧杂志中看到一篇写两弹一星的文章，文中提到一些科学家，并提到刘易成。沈英甲又找到文中提到的潘厚任——当年东方红一号卫星总体组成员，一个很有成就的科学家。潘厚任告诉沈英甲，刘易成是对两弹一星做过很重要贡献的科学家，“文革”中由于家庭关系把他从这个队伍中清除出去了，后来职称评不上，一些老战友通过航天部把他的事迹发过去，有的科学家还写了信，才勉强评上了副高职称。

刘易成1942年在延安保育院读的小学，1949年到北京。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有一篇《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的文章，该文曾提到两位开明绅士，一位是陕甘宁边区的李鼎铭，另一位是晋绥边区的刘少白，而刘易成就是刘少白之子。

抗日战争爆发，刘少白经王若飞、安子文(刘易成的二姐夫)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刘少白去延安时，毛泽东、刘少奇、王若飞、陈赓、成仿吾、徐冰等人都会见过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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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先生一家，主人公在左后。

1947年，在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中，由于仗义执言，刘少白被数千人批斗，并当场被撤消职务。毛泽东得知后，对晋绥分局的领导人说，像刘少白这样的人都被你们斗了，那以后还有谁敢跟我们合作？

1949年9月，刘少白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50年代初，他担任山西省人民政府委员、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山西省监察委员会委员、抗美援朝华北委员会常务委员等职。

“文革”开始，1968年12月，刘少白拄着拐杖走出家门，喃喃自语地要找毛主席周总理反映情况，结果晕倒在马路上便再也没有起来。那一年他8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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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和两个同伴到了延安，学校满员，经毛泽东批准，才进入“保小”。
1950年，刘易成到长春养病，再回北京时，已经22岁，不可能再做一个中学生了。他准备了一下，就直接考上了北大数学系。

刘老先生却很遗憾：“我报北大时报了两个系，一个物理系一个数学系，物理系没录取。之后我又考了研究生，留苏的，但我喜欢物理，一直追求物理，于是我就和教育部的人谈，这样我就到了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的一个理论物理研究室。”

“1959年11月，我从数学所派到当时的苏联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就是布伯纳研究中心，按照现在的说法是访问学者。我在那一共呆了四年半，回国后的1965年9月，数学所副所长关肇直找我谈话，说我们的卫星要上马，科学院是技术牵头单位，他说想让我去做这个工作。”

　　“当时，卫星地面测轨的问题没有解决，光学观测、有源测卫雷达、无源雷达等都没有把握。我就考虑应该采用“多普勒”，“多普勒效应”简单讲就是火车开过来时汽笛声音很高，开过去声音频率就降低了（声音变调），通过声波可以测出速度。当时所有的人都不知道怎么算法，所以被排在末位。”

“我确实下了很多功夫。”刘易成说，“可以说是夜不能眠。到了会议后期，我终于有了灵感，跳出了传统的几何思路，走向从多普勒基本原理出发，导出一组‘多站多普勒独立精确测轨方程’，其实真正做出来就如同把窗户纸捅破，没什么了不起，难就难在原始创意的那个点上，我那方程做得很简单很漂亮。”刘易成如今说起来仍掩饰不住成功的喜悦。

他知道自己的“多站多普勒独立精确测轨法”是一个创造。否则就出现一个问题，你报道卫星打出来以后，最后可能连你自己也找不到了。”那次论证会开了20多天，测轨问题仍无定论，竟成了卫星的卡脖子问题。

王大珩(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奖专家，现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吃完晚饭突然来找他。王大珩问：“多普勒是算速度的，你怎么能算出位置来？”

刘易成说，三个多普勒站，可以测出一个速度场，我有三个速度分量，由于卫星的位置不同，速度就不一样，如果六个站就有两个速度场，所谓场就是每给一个坐标，就有一个速度值，这两个速度场，只有在卫星实际位置这个点上是重合的，其他地方它都是叉开的，或者方向不一样的。

刘易成说完，王大珩连招呼也没顾上打就思考着走了。刘易成说：“我当时真是高兴极了。他到底是学物理的，能看出他是听进去了。第二天晚上吃完晚饭，他又特意来找我，他说，你那个办法能行。我当时哎呀，真是觉得遇到知音了。”

为核实这件事，给86岁的王大珩院士打了电话。他说：“噢，我想起来了，是有那件事情，我忘记那个人姓刘还是姓李了，他提出的多普勒测算方法，我很赞成，是这样的，我赞成他那个想法。”

在由江泽民题写书名，路甬祥做序的那本《请历史记住他们》的书里，“人造卫星篇”中有13篇回忆文章，其中第6篇就是刘易成撰写的《测轨法与卫星轨道的选择》，在该文中，刘易成对自己在我国研制第一颗人造卫星工作中所做的贡献，做了详尽描述。

在潘厚任的回忆文章里，他回忆道：“为了确定是否能采用多普勒跟踪系统，从1966年1月至3月———连续进行了3个多月的突击计算———当用计算机进行轨道改进计算首次得到收敛结果时，大家都情不自禁地雀跃欢呼起来了。”

在《中国科学院院史》“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方案论证”一章“跟踪测轨方案”一段中，也有这样的记载：“由于中国不在国外设立跟踪观测站，而中国的经度跨度又有限，因此卫星上天后要抓得住、测得准就很困难。中国科学院代表陈芳允根据中国国情，采纳了数学所刘易成的建议，在报告中提出中国第一颗卫星的无线电跟踪系统以多普勒测速仪为基础，以光学跟踪经纬仪为辅，而在卫星入轨点则以雷达为主，比相干涉仪只做实验的方案。会议同意对此方案于会后组织专门班子进行模拟计算。”

刘易成在卫星工作中，还有第二个重大贡献，就是“改选轨道”。

1966年5月，改变卫星轨道的方案正式上报中央。国防科委对新的轨道选择非常满意，给予极高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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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伙伴回到人生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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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3日笔者和刘老的合影，后面的照片是高能研究所的队伍，我们特地选了这个位置拍照。
沈英甲说：“我认为这个事的意义在于，像刘易成这样做出这么大贡献的人，我们不能忘记他们，我们不能不提了，一个大事业，需要很多前仆后继的人。

　　在那个过去的年代，贡献是集体的，个人永远是微不足道的。有谁会知道一位为卫星做过重要贡献的老人，在古稀之年，心里还有这样一个未了心愿呢？

（摘编 2003年06月04日10:41 中国青年报记者蔡平）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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