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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无所有到亿万富翁
发布日期：2008-01-16
从一无所有到亿万富翁
作者：bjstl
“唉……现在中国的有钱人其实挺惨的。”这感言我已听很多人说过了。
据说重庆一家防弹车改装厂订单多得应接不暇。这些在西方属于政治要员的专属座驾，却成了中国富豪赖以安全的护身符。俗话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但中国的富豪们只要配上防弹车，有了这种被动安全装备，就真的安全了吗？中国人的个人财富有谁可以与盖茨和沃尔玛老板沃顿比？他们开的却是皮卡（货车改装），也没有保镖开道。
1986年，我可能是第一批私人买轿车的群体之一，那个时候，第一批进入中国家庭的私人轿车是由波兰进口的菲亚特126P小车，两门四座，当时是9300元一辆。这批车主，基本上是改革开放初期第一批下海的人。这批人基本上是由当时的社会闲杂人员构成，他们没有好的家庭、教育和政治背景，有的甚至是释放后的两劳（劳教、劳改）人员等，所以这批人的社会总体印象不好，统统被贬称为“倒爷”，他们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批富裕的人。
不小心我也成为这一行列中的一员。但我有所不同，我是靠搞发明、搞专利富裕起来的，那时广大老百姓对专利这个概念比较模糊。我当时住在东直门，所住的套房子是因为我的科技贡献，政府奖励给我的。当时买的那辆菲亚特126P，真当宝贝似的，每天擦了又擦，洗了又洗。然而，几乎每天早晨，车不是被吐痰，就是有被人踹的脚印。整个社会对这群新富不接受。
最严重的一次是：中午我从楼上下来开车时，三四个小孩子站在车顶上玩，旁边的老头、老太太没有任何反应。当时我很难过，那毕竟是四个人，一个人就给踩扁了。我想，我一定要改变这个局面。
我就买了养鸡场用的那种铁丝网，用网做了一个临时车库，这下小孩是进不去了。结果没过两天的一个早上去开车时，哇！四个轱辘就剩一个了，所谓的车库也躺倒一边。这只是一种被动保护，真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咱得想办法用主动保护才是生路。
当时我所住的房子是刚完工的新楼，附近建筑垃圾很多。我特选择了一个礼拜天的早晨，穿得干干净净，找了把铁锹和一些劳动工具，从早晨一直劳动到下午。因为是礼拜天，来来回回进出的人很多，过来过去的人都看到我在那里干活。虽然大家住在一个楼里都认识，但平时很少说话。这时我看得出来大家都向我投来了一种敬佩的眼光，到了下午终于不断有人开始跟我搭讪了：“你是不是就住11楼的？”“是啊！”“那个小红车是你的？”“是啊！”那人说：“我是协和医院的，你要是有事就找我啊！”也有人特别客气主动过来对我说“我是东直门安委会的，你要是扣了本、扣了车，找我啊！”
经过这件事，一下子就和整个的邻里关系和谐了。当时我住的那栋楼里，除了公用电话，我是第一个装电话的，以前没有人来用我们家电话，但自从这个事以后，有的人就不客气了，敲门就说，“大哥，用一下你家电话。”似乎觉得从此没有隔阂，觉得我是他们自己人了。我心里也明白，他们自此心里一定认为，这个人不是“两劳人员”，是个好个体户。
仅这种印象不应是我的理想，还是没有改变那些固有的对我应属群体的正确印象，我充其量不过是他们眼中坏人里的好人。
有一天给了我一个机会。那天我车的后面正好摆了一辆很破的自行车，我于是挂着倒档，一下把这辆自行车轧坏了。我就把这车放在电梯门口，拿一张大纸牌写上 “由于我不小心将该车轧坏，请车主去1106号找我，或打电话去我单位——北京亚都建筑设备制品研究所，孙寅贵，电话4660920”。结果，告示牌在电梯门口摆了两天，才有人来找我，全楼的人都知道了：哦，这个人不仅不是两劳，也不是个体户，而是个科技人员，难怪那么有钱呢。一下子对我印象改变了，由过去的坏人中的好人变成一个根本的好人，获得了尊重。我的车不再让我提心吊胆，一旦有小孩靠近，就有老头、老太太在旁边招呼：“小心，别在哪玩，别把孙叔叔的车弄坏了……。”从此我的车真的“幸福”了。
这应该就叫“主动安全”。不是说你有了钱，买个防弹车你就安全了，这叫被动安全，也就是说买辆坦克也未必安全，总不能吃喝拉撒全活在坦克里吧！主动安全是要让自己身处在和谐社会的氛围里，这才是真正的安全。
中国的富人群体虽难以有专门的组织，但构成相对简单，主要是以工商业主，金融、股市投资人和明星群体为主，起码可以排除世袭，继承（即便有也很少）。那么中国现有的三大组织“工商联合会”、“企业家协会”、“文学艺术联合会”应拿出精力来宣传、培训如何做好富人，缓和社会矛盾，建立社会和谐，为其成员营造安全、幸福的生活氛围，这才是真正的主动安全。
也许是中国目前大多数有钱人，还没学会怎样做富人。
前不久有报道，山西一矿主富豪一次买了十五辆“悍马”吉普，给家族凡满20岁以上的男士每位一辆。在全国煤矿事故频发、泪流不止的现实状态下掺杂这样的“音符”，不只是不协调，简直是在种植仇恨。而就在同时，美国传来了“股神”巴菲特将自己价值370亿美元的股票，捐给了盖茨慈善基金会的消息。
西方有一句话：一时可制造一个富翁，几十年培养不出一个贵族。目前中国有许多人的确通过勤劳智慧，成了名副其实的富翁，并形成了一个群体。但这个群体中的绝大多数，自以为自己就是中国的贵族，就应该像西方的贵族一样受人尊重。其实，这群人，离“贵族“还有不小一段距离。他们在物质上可能算得上富有，但在思想和精神上仍是穷人。他们不仅缺乏应有的修养，而且还摆阔斗富，缺少同情心、缺少社会责任感，更有甚者竟会仗财欺人，等等。给社会留下了为富不仁的恶劣形象，这不仅悲哀而且可怕。一句话，这个群体还没学会做富人，哪还谈得上贵族。
今天你的确很有钱，而且是辛苦、合法挣来的税后收入，谁也无权干涉你的挥霍。但你千万别忘了你也是利用了社会现有资源才有今天的。你也许并未阻碍他人利用这一资源，但你一定在此前相比他人取得了利用这一资源的优势，这已经不公平了。此时如果你不但不把这钱撒出去一些，平抑可能失衡的社会心理，反而用财富挑衅社会，自然就会种下仇恨的种子，就可能离死不远了。
中国目前最困难的是全社会都还没向这批新贵开放。第一个裸捐的艺人牛群，招来那么多媒体的非议和质疑。当我在一旁闻听，牛根生将自己全部持有的蒙牛，市值超过23亿的股份捐出的议论时，议论的群体中超过半数质疑“至少他还会留一手在后面，不会让你们知道”、“他不傻，他是在作秀，最大的赢家是他”等等等等。听了这些我当然替牛群、牛根生不平，但也理解人们的质疑。的确常人看来不可思议，主要还是干这种事的人太少，多了就可思议了。
媒体为了吸引眼球，走的也是从众路线，如其报道那些不讨好的正面事件，还不如猎奇那些如“十五辆悍马”、“富翁开宝马撞死人扬长而去吃早点”更吸引读者。
我认为中国的富人群体一定越来越庞大，回馈社会的义举也会越来越多，未来社会不仅会向新贵们开放、接纳，以致会投来敬仰。富人的努力越多，敬仰自然就来得越早。
以美国为例，美国的富人集团都在长期自觉地用高额的纳税、大笔的慈善捐献，平和收敛的生活，一直在营造了一个尽可能公平的社会氛围。只有富人主动地去营造社会公平的氛围，才会受人敬仰，才会有真正的安全。
财富。你因此就没有了朋友。钱成了横在有钱人面前的一堵墙，把所有的人都隔开了。财富意味着孤独。
当财富多到一定量时，幸福指数不升反会降，真朋友稀少疏远，亲缘矛盾频发，整天担心子女亲人的人身安全，自由变得奢侈。
我家九个兄弟姊妹，本来日子都还过得去，我刚赚了点小钱，稍微给亲友们一点帮助，大家还是愉快感恩的。自打我93年稀里糊涂的被登上了中国第一批亿万富豪榜名单（当时百龙的确总资产过亿，若要减去债务减去无形资产<当时百龙矿泉壶商标评估1.7亿>，总资产完全是负值），由此我就携着大家庭走向深渊。首先一位号称沈阳某体校武术教练，直接闯进我的办公室，声称有人出巨资买我的人头，只要我肯出更多的血（钱），安全由他保，为此，我全家在公安的保护下度过一个星期，之后，这位号称的武术教练被判七年。
因下岗在百龙打工的兄弟更不答应了“奥………老弟原来是亿万富翁，我拼死拼活给他干，这么点工资就给我打发了，不行!”为此还四处诉说评理：“你们看希望集团兄弟都是亿万富翁，远大集团兄弟姐妹也是亿万富翁，凭什么孙家就他一个，如果不将财产分给大家，就举报他、扳倒他！告他偷税、走私、虚假注册、抽逃资金、诈骗等等”，反正有影没影先举报了再说，让政府忙活去。后几经有关部门的轮番反复调查，我和我的企业被反复煎来炸去，体无完肤，由于的确查无实据，只好搁置。
“不行！”在我这位老兄心理是认定了：凭什么他有这么多钱，一定非偷即抢，钱也不是什么好来的。
如不分给大家就让政府没收。故不惜自己出钱替天行道，上法院告行政机关不作为。这种苦难数年不散。唉………亲友为钱反目到如此境地，已让人十分痛心，哪晓得这还只是毛毛雨哪。
正当好不容易四处救火稍获平息时，一场要命的阴谋却正在酝酿之中。
一天，正是这位一心置我死地而后快的老兄的儿子，也就是我的亲侄子，找到他叔叔，也就是我的亲弟弟，提出一个惊人的计划——“把老四给办了”（我在家男性排行老四）。还很有一番道理的对他叔说：“你看你们一共五兄弟，老大不是一个母亲生的，老二是我爸，老三从小听力失聪，你是老五，文化程度最高。只要老四一死，孙家的产业非你管莫属，在管的过程中我们把财产分了，等他的孩子长大了，什么都没有。”这就是我妈妈他奶奶亲手带大到七岁，我曾赚钱抚养的亲侄子口中说吹来的话！
我的这位弟弟胆子毕竟比我这位从大牢里出来的侄子胆小：“这查出来是要偿命的？”
“没事，我老爸反正不想活了，让他们俩拼了，同归于尽！”我这侄子的这一主意真是绝了，一个全新版的“鹤蚌相争，渔翁得利”。
于是乎我这位五弟就找到跟我已法庭相见的二哥，十分神秘而自然的向他透露一个秘密：“你这样到处举报老四。还到法院告他，他可不会轻饶了你。他雇了两退伍的武警计划用交通事故把你给做了。” 未了，说完还怕火候不足，还特语种语重心长的加上一句“老四有钱有势，你恐怕是防不了的。”话这么一出，真逼得我这位二哥无路可走，脱口而出“我跟他拼了！”加上那位侄儿在旁添柴点火，名为劝退实为拱火，言语一番，唯一需提防的是鱼死了别网没破。
为避免悲剧再演，一九九二年我就立下遗嘱，虽几经修改，但初衷的原则一直没有改变，在我死后倘若还有财产，我抚养人包括我的子女一律没有继承权，我的所有企业、房产（允许我抚养人、子女居住）一律归属一个特设致力于社会和谐的基金会
3、一次临时的急事，我得速从洛杉矶去匹兹堡，可是最近的航班已没座位，连头等舱都没有了。送我的朋友想了想对我说：“我去与他们商量商量”，于是找到航空公司商量，我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但很严肃认真，又是打电话，一会儿又进去，像是在请示什么人。然后我们就等着，约过了半小时，通知给我免费升舱，得到一张头等舱座位，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的朋友跟我讲述：航空公司在广播里问乘客 “有哪位乘客愿意坐下一班航班走的，100美元？”，大家没有反应，于是航空公司接着问“有哪位乘客愿意坐下一班航班走的，200美元？”，就像拍卖一样。
这个时候，有位坐头等舱的人同意了，航空公司为我腾出这个座位多付了200美元，可是并没有让我来支付争取座位的费用。
我就问我的朋友“那为什么呀？”
“我刚才跟航空公司讲，我们这位是一个企业的老板，他为我们美国至少带来了近1000个就业机会”，当时这个服务生眼睛就亮了，说那我去商量商量。
不多一会儿回来，经理同意了，才有了刚才的那一幕。在美国社会里，你能够给民众提供就业机会是颇受尊重的，这种人黑社会杀了他在社会上是很难立足的，会引起民愤，他们不去惹民愤。那谁是他们绑架的对象呢？餐馆老板、小业主。大老板几乎没有。
所以在美国，有钱并不意味着风险，在美国有钱，意味着被人仰慕、敬佩。你对社会做出了贡献，帮助社会创造了就业、和谐与公平，你也就帮自己远离了危险。
在中国就不一样，今天在中国有钱就意味着风险、意味着死亡，这也许是因为中国人现在还没学会怎么做富翁，普通人也许没体会和认识到富翁对社会的价值的缘故。
红塔集团的老板禇时建，全国劳动模范，云南的烟草经济几乎就是他建立起来的。他创立并领导的企业每年为云南创造了超过二百亿人民币的税收。
他创立的不仅是烟草，是一个产业链。从种烟、收烟、切卷、印刷、包装，到销售流通，几乎全国的烟民都在吸云南的烟。在此前，国民都叼着洋烟：万宝路、三五、希尔顿，很自豪。是他，让中国人改变了观念——外国烟不如中国的，咱们抽的是红塔山，是云烟，比外国的贵，这是很大的成就，他为此付出了很多努力。其实很多人并不知道，他曾经也非常廉洁奉公，也公正地对待他的员工、对待社会。但是后来，也许是制度的滞后，也许是他自己公平心理的失衡，落入了五十九岁效应，在他临退休之前晚节不保，和别人合分了380多万美元。根据法律规定，380多万美元，按共同犯罪的角度来讲，无论个人分得的数额是多少，均是按总金额认定犯罪金额，别说折合两千多万，一千万都给毙了。他没有被枪毙，应该是因为他过去的贡献，社会最大程度谅解了他。现听说他已经取保候审，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还是因为他过去所创造的贡献所至。毕竟，他曾经为社会的和谐做了很多很多有意义的事，帮助人们创造了公平、和谐的环境。
4、老人经常会说：好事做多了，总会有回报的。
我有一个朋友，是一集体企业的老总，但同时还是一个发明家，拥有很多专利。有次深更半夜被检察官带走，审讯室四面白墙没有任何家具挂件，高悬一盏白帜灯，仅有一条无靠背的板凳，想自杀恐怕不太容易，真是个反思的好地方。检察官们在隔壁打扑克。快天亮时他们过来，等着听交待。可他想了一夜也没想出来自己哪违法。检察官一看这伙计在装傻充愣，得提醒提醒：“有人举报你贪污9万块钱。”他一听，明白了，这不弄错了吗？哪有那回事，可得让检查官相信啊。于是他对预审官讲，你先去了解一下，我曾经一次性的捐了240万，我会为这区区9万元犯罪吗？这预审官一下就愣了，这件事是被媒体报道的，他是知道的，也想起来了，是，有道理，至少我们也得深入调查才能够将人提审，因为他们从人格上相信了他。后来经调查，真没那回事，两人还成为了好朋友。这审讯仅区区十来分钟，而你没有这种谈判条件的话，不会这么轻松，说不定没事也会被挖出点事来。我的一个部下，被检察院带走，本来就因为一件小事，结果呢？800年前的事全都被抖了出来，那个地方可是一个很多人不容易过去的地方。
我还有一朋友，他被绑匪绑了，要钱，没钱就撕票。但我这朋友很平静，就和绑匪谈判：你们不是要钱吗？我确实有钱，但我要命，我们得公平，如果我给了你钱，命却没有了，那么我索性就什么都不给你，至少还可留给子孙。除非你们告诉我给了钱真的能保证我的安全，我就给你们。
他把皮球踢给了绑匪。
你打死我没用，勒死也没用，反正命一条。绑匪一听，有道理。我这个朋友还告诉绑匪，凤凰卫视前副主席周一男就是这么死的，他以为给了钱就能活命，痛痛快快的交给绑匪一张银行卡，卡上存有600多万元，恰恰是这600多万要了他的命。因为原来这帮劫匪没想到要杀人，就想敲点钱就算了，结果敲大发了，到 ATM机上一看，吓得半死，呀！600多万，会要命的，也值了。一不做二不休，满门抄斩吧。
给了钱还撕票，这的确太不讲规矩了，这不是在抢弟兄们的饭碗吗！以后谁还交赎金，但却活生生的发生了，这要在过去旧社会，用不着政府警察出动，干这行的其他弟兄们就给办了。
这一席话绑匪的确听进去了，我这朋友就势接着说：你要钱，好商量；我要命，怎么保。
把球踢给了绑匪，绑匪当然想得到钱，但这又是一个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今天碰到一个要命不要钱的，我们是要钱不要命的。怎么办呢？对上头了，僵持了。这种僵持自然给交流创造了很多时间。
然后，我这个朋友就开导他们：你们也不是生来想当土匪的，实在是社会有很多不公平。其实作为我来讲，虽然比你们有钱，其实以前我也做了很多有损公平的事……等等。
这下子绑匪觉得对他有了共同语言，表情都变了。然后我那朋友接着说：你们并不了解我，我也是不太在乎钱的，我曾向社会捐过许多钱，一一数来，也捐助过希望工程，我帮助过很多有困难的人，我想你们肯定遇到困难了，我为什么不能帮助你们呢？
听到这，绑匪开始动心，他唯一的儿子还在希望学校上学呢。我们都是穷人，你既然这么帮穷人，如果我们把你干掉，会引起社会公愤，必遭穷追，到时根本无法立足，所以他们也在考虑，在纠葛、在斗争。我那朋友接着说：我们如果有未来的话，完全可以成为朋友。我可以帮你们，你看我要帮你们，你们没有任何风险，完全可以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命运。
为首的越听越觉得有劲：这个时候我们放他一马，哥们讲讲义气，交个有钱有仁义的朋友也值。
旁边的绑匪一看老大有点中套，极为不满：“大哥，弟兄们深更半夜冒死干嘛来了？！”
在这种复杂犹豫的环境中，我朋友出了一个主意。这绑匪倒是认可了。
干脆，咱们今天就算成了朋友，咱们玩一把牌，你看你的手法，我看我的眼法，如果你们赢了，拿走，输了，算你们欠我的。怎么样，公平吗？
绑匪觉得这个不错，反正没本钱，赢了就是我们的了，绑匪平时尤其白天没什么事，就是玩牌。心想牌有什么玩不过的，来。
不玩什么高级的，就玩21点，看谁大谁小。结果我这朋友，有意识地输给了对方一笔差不多的钱，对方很高兴，心安理得，走了。
所以要给谈判创造条件，并不是在当时，而是在之前，到底对社会的公平做了什么。如果你做到位了，石头都会开花，人非草木，绑匪也非草木，如果你真的对弱势群体，对穷人，对有失公平的人有过贡献，就容易被理解，被接受，才有可能跟你玩游戏，如果你是个铁公鸡，从来一毛不拔，没人跟你商量，连玩游戏的可能性也没有。
做人的本领从慈善经历中最容易学到。有了慈善经历以后，往往与犯罪已经失缘。
5、心底无私天地宽。这还要讲中央电视台拍摄的有关我和我兄弟的专题《兄弟恩怨》。法律是公平的底线，有权有钱的人，包括我，不能保证每件事都能做到公平。我也的确做过一些破坏公平的事，要不1999年怎么会写了一本打破世界记录的检讨：《总裁的检讨》。但至今日，我从未屈服过老兄对我的敲诈。我历经数不清的敲诈，到现在，我没有屈服过。因为我自觉我没有跨过公平的底线。
以前我公司底下的一个人，贪污公司几十万块钱，我说：你把这个钱拿回来，咱们就什么事没有了。如果你不拿回来，就只剩一条路了：明天中午以前把我弄死。如果你给我留一口气，你就别想好死。
这伙计一拍桌子：孙寅贵，你干了多少坏事以为我不知道吗？我只要有半点不测，你休想好过。
在他心里认为：有钱的老板，非偷即抢，我就不信他没有什么事，反正我今天先诈唬他一下再说。他没想到我是一个软硬不吃的。检察院的人已经在门口等着呢，带走了。到了晚上，八百年前的事情全吐露了。我不在乎他说我什么，因为我想不起来自己曾经在哪杀过人，放过火。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兄弟恩怨》里我的老兄举报了我好多年，说我走私、抽逃资金、滥伐森林、偷税等等，只要是他认为存在的蛛丝马迹，一律举报。在他整个汽车的后备箱里一箱子的举报信，见谁发谁，折腾了好多年。他一开始总是威胁我：要么你电梯给我（就是前章里讲的张家界景区送游客上山的，拥有三项世界纪录的，同时被评为世界十大旅游景观工程的“百龙天梯”）；你让和尚没老婆，你也就别想有老婆，电梯你也别想要了，并至少让你在里面待十年。我的态度非常明确：只要你认为你还有一张牌没打完，你接着打。
6、我在本书里仅讲了当一部分人富起来以后，应该回馈社会，很少涉及回馈的方法。其实回馈社会的方式有很多种，捐助只是其中一种，从效率来讲也许是最低的一种。对一个企业家，要考虑给社会回馈，就得思考一下，以什么样的形式回馈会是一种最有效率的回馈。我个人认为：作为一个企业家，如果能够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就是最大的回馈社会，也是最大的慈善。以前当一个求职者，或者一个亲友帮另一个亲友，或者一个朋友帮另一个朋友谋求职位的时候，经常会说一句话：“给他碗饭吃吧。”这个“给碗饭吃”和乞讨是完全不一样的，是希望你给他一个通过劳动获得维持生计所需的机会，是对他最大的救济，是最大的慈善。
我们国家目前的一些政策，尤其一些税收政策，欠考虑到社会效率，只有着重考虑社会效率，才是公平的。比如现在企业获得的利润，不管是用于投资再生产，还是用于消费，在税收征收上没有任何区分，这是不公平的。我们国家为了鼓励外国企业来中国投资，倒给了外国人公平。同一个中外合资企业，股东各自分得了红利，用于再扩产或用于投资新的企业，享受的是完全不同的待遇，国内的企业只能拿税后的利润去投资，国外的股东分得的红利若再在中国境内投资会退税给他，鼓励他用赚到的钱再来投资。这实际上充分地说明了一个问题，我们国家从思想深处，表现出的税收政策还是知道要鼓励外资用挣来的收入再投资，因为再投资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创造更多的税收来源，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但为什么就不能用同样的政策鼓励内资呢？！无论是从他对未来的社会发展，回馈社会的贡献上，我们都应该鼓励。就是从公平的角度，也应该内外一致。更何况内资企业所处的社会环境和财富基数，有时往往弱于外资企业。若还不能获得公平，回馈给社会的恐怕只能是消极：“分得的反正是税后的，让我去投资也没什么政策，我还不如把它花掉。”这对整个社会的进步是不利的。
青岛百龙塑钢门窗异型材公司是一个中外双方以各50%对等合资的企业。我们用在该合资企业两年的税后利润去收购一个新的企业、扩建设备。红利原始虽是一模一样的，都是 50％，可是最后再投资时，作为国内投资的百龙必须额外付出一笔代价。也是说我们当初的税后红利各是一千六百万，但是由于外资是退税的，他就不止一千六百万，当时的税是15％，而百龙要想获得跟他同等的股权，就得额外拿出二百四十五万来，才能同权，这样公平吗？
发达国家为提高社会进步效率，鼓励投资，活跃经济，以更多的创造就业机会。不仅有包括抵税、退税的一系列优惠政策，而且还对不贡献社会的沉淀资本，征收存款税（不是目前中国意义的利息税）。
创业初期，物质相对匮乏时，过于讲分配公平不仅会影响效率的公平，而且会增加管理成本。因为公平不仅仅是针对分配，在物质比较贫乏，规模比较小的时候，大家把着眼点都看在公平分配上，像我前面讲的例子：突然一只鸟飞过去，三个猎人在争：一个要香酥，一个要清炖，一个要红烧，还有你分配哪部分，我得哪部分，等最后甚至在投票达成一致意见的时候，鸟已经飞走了。所以这时候，失去的是最大的公平——共同应有的猎物，获得是——毫无疑义的虚无的民主公平。
7、一说家族企业，在中国好像是贬义词，其实全世界很多优秀的企业都是家族企业开始，甚至至今仍控制在家族成员手中。杜邦不就是家族企业吗？沃尔玛也是家族企业，IBM、高通、福特等都是从家族企业起源的，如果你细追朔一下，国外所有企业的发展历史，从小到大，恐怕百分之八九十都起源于某个家族。所以，家族企业既是成就目前企业的主要土壤，也是成就未来企业的生长苗圃。因为一个创业者一上来就以一个上市公司条件来做，难度太大了，因为需要的创业资本太大，在创业的瞬间需要集中很多的人才、资本，而对于很多原创性的东西，它不像一种规模工程，有国家资本和重大的投资集团共同创立。如三峡、电信、移动等。除此之外基本都是从小规模小资本开始，一般也只能从家族开始。因为从家族开始，成本相对比较低，可以不考虑到的风险，不担心团队的工作激情，也不害怕会出现一个人独立面对困难，是最容易具备的创业条件。大家不需分清贡献，也不考虑奖金，当然也不必考虑分配。向着一个目标，劲往一处是使，一鼓作气，因为是一家人嘛。
这个时候，亲情就是制度，都相信不会背叛亲情，所以当企业小的时候，制度可以亲情化，不用担心有人作祟，也不需要在监督、管理上投入过多的成本，家族就是原始创业的最好的土壤。以前是，我相信未来也是。所以家族企业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原生土壤。
那么大家为什么会对它不屑呢？确实是由于中国文化下的家族企业，出现了不少问题。我在这书里也有不少的篇幅在叙述这方面的问题，而且在我以前的一本《总裁的检讨》一书中专门做了检讨，但是今天，我对家族企业的认识观有了比较大的变化。
当一个企业初创时，做的往往是买卖，甚至谈不上是企业，只是一摊，面对一个卖菜的，任何买菜的人不会关心卖菜的人的出身如何，有无文化，诚不诚信。人家关心的是菜摊上的菜是否新鲜；小摊谈不上是一个组织，自己对自己负责，遇忙时家人帮助照看一下就行了，没有分配也不涉及公平。
当这个小摊发展成一定规模固定的点，形成企业的雏形的时候，比如说：开饭馆，这个时候就不单纯关心他卖的菜是否好看了。作为客户，他往往要考虑背景，他会不会用地沟油？剩菜会不会再上桌，卫生吗？这是很多人到餐馆要疑问的问题，他的菜新鲜吗？他用的各种调料是否是化工产品，是不是食品级的等等，这也都是大家会顾虑的。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到一个生疏的地方挑饭馆，最直观是看看这家门口是不是摆车多？这家不错。或许是里面是否有很多人在吃啊？因为这里一定有人了解，吃亏上当的也不是我一个。
当需要全方位信誉参与竞争，最能对该（组织）饭馆，自觉提供责任和保障的，特别是创业初期即无精力及时制定有效制度和监督机制，又欠支付能力时，当然是家族、亲人最可靠。由亲情构成的信任，即使将公平分配往后大大推延，一般都不影响稳定，此时制度可以亲情化。这有可能给创业者非常关键的喘息机会，成功一也许就奈这一步。
那么，你要再把企业做大的话，就要考虑它的统一性，也就是说，当企业做到连锁，就面临质的跨越，即便再大的家族成员参与在管理团队里，也很快成为少数。另外：家族范围的扩大亲情成分和信任也随之稀疏，此时制度亲情化的状况，不仅面临挑战甚至面临灾难，必须尽速建立公平、有效的制度，也就是必须将以前亲情化的虚无制度转变成包括亲友在内，一致同仁的制度化，也就是前面说的亲情制度化，公平化。
亲情的制度化、公平化在定性上是很容易的。在定量和具体解决上是极其困难的，可以理解为一场内部革命，处理好，可以是光荣革命，处理不好极易演变成一场内战。
我是从内战里爬出来的，今天是带着满身的伤来给各位讲讲我的家族企业公平发展观的。
第一，创业主导者不能像傻子吃馒头，前面的人已给他吃过三个馒头，没饱，第四个人给他一个馒头，饱了，故他只感激和回报给他第四个馒头的人。
前面讲了亲友的那种不计得失，忘我精神自觉奉献、责任等等，给创业者的喘息恰恰就是前三个馒头，没有这前三个馒头也许他连等到第四个馒头的生命机会都没有，哪有后来成功的可能。家族企业的内战一般都起源于对这一点定量的认识。
第二，度过了在大公平感召下的，相比其他组织尽快、尽多的获得财富、成就氛围下，艰辛奋斗的创业者们，当迎来了规模、财富后，必须实现组织内的小公平（组织内个体间功劳，贡献的公平，及时的差异分配），多数走向矛盾乃至内战的家族企业是因为不及时、欠公平或对公平认识差异所致。
第三，创业主导者应尽快引领群体投入更高的大公平精神氛围，让原有创业者认识到，我们的原有知识储备已近枯竭，体、精力，也已透支需要休整，加上我们现已具备的财富、资本，完全可以聘请到更具备下一棒（接力棒）所需知识和体、精力的赛手，我们原有的创业者可用我们的经验和对组织的忠诚投入掌管方向舵、监管以分享到相对其他组织更多的财富和自豪。这才是真正的效率。
假如前面的三个问题处理得不好，内战就不可避免，就如同“物质不灭”定律一样，其破坏性不可估量，就像后面我即将说到的我的亲老兄，他将以当年创业时的那种热情来破坏，这种破坏是非常有力度的。他非常了解核心，你的“七寸”（蛇的生命点）在哪，他是一目了然，由亲情带来破坏的负面社会影响力，是一般的非亲情难以比拟的，面对我亲哥哥的举报，有位我们国家级别比较高的司法官员，在问讯我的时候说：“你的亲哥哥不惜卖血来举报你，告你，你能好到哪去？如果你没干那种事，他会那样做吗？”这就是成本。
当时，很多谈好的合作，都泡汤了。尽管我在贵州投资规模不小，到今天银行贷款还是零。为什么？人家就是一句话：“他亲哥哥都跟他合不来，这人要小心。”
当然我想，要想减少这种负面成本，必须要在我前面讲的三条上，有明确的认识，有足够的防范和积极的化解投入，否则，结果就成了破坏。
再讲到小企业讲大公平，大企业讲小公平的时候，特别验证我们民族传统的一句古话 “可共患难，不可共富贵”的深刻内涵，和最有效的解决方案之一。为什么？共患难的时候，大家追求的当然是效率公平，为什么不能共富贵呢？这个时候追求的当然是分配公平。所以如果这句话大家认识清楚的话，会少犯很多错误。也不会成天争论“到底是效率在先，还是公平在先了？”
我之所以用这么大的篇幅、这么啰嗦的语言来阐述这个问题，只有一个愿望，希望今天中国的企业，包括家族企业能从平均寿命2.9年有所延伸；100年后世界知名企业行列里有因本书的某些理念而成就的。
8、 我为公平付出的代价
从一九九九年到今天，算算已经有八年的时光。八年前的很长一段日子（1991年百龙公司开创了矿泉壶产业，以市场份额第一的绝对优势引领了当年的矿泉壶大战，百龙公司因此而经历了从1991年矿泉壶产业的兴起、发展、高潮，到1999年矿泉壶衰退的全过程），我似乎一直奔波于天堂与地狱之间，反复在辉煌和痛苦间煎熬，梦境中的“伊甸园”、“桃花源”般的理想、轻松的生活一直未能出现。我太想从沉重、压抑的现实中逃出来。我怎么了？到底做错了什么？现实逼得我不得不反思。经过反复认真的思索，我似乎找到了症结所在，并毫无保留的将自己的这一段人生体会写成一本《总裁的检讨》（该书于1999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希望自己的感悟能对他人有所帮助，并在对自我的思想、行为有了清醒的认识之后，从此可以远离痛苦，至少不会再重蹈覆辙，在未来能获得一种轻松、自在的生活。
可现实又是怎么样呢？在一九九九年这次彻底的检讨之后，在接下来的六七年的时间里，我不但没有获得想象中的轻松，反而更经历了一次次撕肝裂肺般的挣扎。在我使尽浑身解数，终于摸爬滚打出来之后，我不得不再一次扪心自问：我到底怎么了？是我出了问题还是社会出了问题？如果一切可以重来，我会做出怎样的选择，避免曾经遭遇的一切痛苦？在这一系列事件发展的全过程中，我到底做错了什么？这一切挫折是否可以避免？可能是一广告词点拨了我： “思想有多远，就能走多远”。于是我不得不从思想深处翻江倒海、反复验证，经过不断的追问、苦苦的思索，我终于找到了症结所在，并悟出了心中的真理—— “公平定律”。
回顾自己经商的这二十多年历程，经历中有辉煌、有低谷；有成就，有痛楚。成就也好、痛楚也罢，都反应出一个共同的真理：“公平定律”。所有成就的取得无一不是因为创造了公平，遵循了公平；一切痛楚的根源无一不是因为未遵循公平，破坏了公平。我为公平付出的代价是惨痛的……
9、 百龙天梯的等待
等待，对于自身利益的确是一种聪明的选择，但对于当地旅游市场的发展却是一种不公平，由此种下的灾难种子，和旅游市场迅速走旺带来的机会价值所造成的利益碰撞，注定了百龙天梯多难的命运。
百龙公司现在经营的社会反响比较大的项目之一，旅游界比较有名的——张家界百龙天梯（还被人们称作百龙电梯），曾给我带来了人生的辉煌，带来了成功的经历，甚至带来了几十年稳定的财源、成了名副其实的“印钞机”。多少人羡慕这个项目，羡慕我今天取得的这一切成就。可是在成功的背后，又有谁知道为了它我曾多次挣扎在生死线上，甚至因为它骨肉成仇、欲死难求。
曾经因为它的建成，被说成破坏了自然遗产的完整性，遭到社会的谴责；
曾经有些人将世界遗产组织对张家界亮红牌的责任，归结为百龙天梯的建设；
曾经因为它引起全社会关于保护自然遗产的大辩论，面临了舆论共诛之的命运；
还是因为它，2006年被评为世界十大旅游景观工程，和历史上著名的艾菲尔铁塔同列一序；
因为它，因为它，太多的因为它……
我认真地思考了百龙天梯建成的前后过程，造成它多难命运的根本原因：无一不是围绕“公平”产生的纠葛。
当一个事物利益偏差较小时 ，对公平的感受甚至概念都很容易被人忽略。当利益失衡突破一定的量时，一旦引起质变，就会有数不清的人跟你玩命。
一九九二年，很多人对张家界还缺少认识，我较早地发现了它，并表示出了投资的意向。当时我就像上宾一样受到当地政府的热情接待，以极低的成本在张家界最美的景区——袁家界（目前中国所有世界遗产名录中唯一的特级保护区）争取到直线运送游客进入核心景区的交通项目，也就是今天大家所熟知的“百龙天梯”。当时几乎什么都不要钱，土地不要钱，资源使用不要钱。一句话，只要你来投资，一切好商量，一路绿灯。
而我那时认为这个自然景区一定会成为中国之最，一定会成为世界热门。在我的内心里有条公式：发达国家的昨天，是我们的今天，像这种顶级的景区资源，一定会得到全社会的欣赏和追捧，我应该抓住它！而当地政府此时也特别需要引进外资，来增加设施和改善基础条件，让旅游资源得到发展，所以他们为了发展，几乎不提有碍发展的任何要求。而我也有自己的小算盘，先占着，先让别人去宣传它、推动它、配套它，当时机成熟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再来摘桃子，那将是一个便宜占尽，最合算的投资。
所以，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我天天在努力，其实我心里很清楚，我在等待，等待社会旅游形势的发展，等机场通航，等铁路通车。因为那个时候，国民还挣扎在脱贫的边缘，没有多少人有闲钱来旅游和欣赏自然。虽然我知道当国民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的时候，人们就会产生对精神领域的追求；虽然这个事情在未来很快就会实现，但未来到底是多久，我自己没有底。
我仍然在等待。
等什么，等别人把它炒热，等别人帮我抬轿子。这是我当时的想法。所以总是以比较被动的方式，等待别人的进展。因此我们在投入上显得非常抠抠唆唆：有一次我们请了一些政府官员帮我们踏勘选址，别的企业请政府官员外出办事，别说什么额外消费，至少也得请人家吃顿好饭。我们却只带了一兜面包，加几块豆腐乳，结果让官员们非常气愤，也不再积极工作，觉得我们对他们不公平——爬山涉水付出那么多，那样的午餐就把他们打发了，这个老板实在是太小气。于是工程的进程就可想而知。至于工程所处的停顿状态似乎没有我的责任。
我却在一旁窃喜，这样正好便于等待时机。
10、后来，张家界机场开始通航，随着“飞越天门”（由著名旅游策划人叶文智策划和组织，在张家界举行世界特技飞行大奖赛，实现人类第一次人造飞行物穿越天然溶洞的世界记录）、双休日的产生等等因素，张家界一夜之间成为全中国旅游的热门。这个时候，我觉得摘桃子的时机到了——该建设电梯了。但是，世界永远不是只属于某一个人的。这时候公平必然会来拷问这段历史和经历这段历史的我。
当我潜心想来建设的时候，社会已经不接纳了。
当时合同签订时，张家界并不是世界遗产。签完合同之后，由于长时间没有建设，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同时张家界又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大家越来越认识到自然景色的珍贵，对于人工建设的景点设施，越来越感到淡漠和反对，并充满疑问。使得我再重提建设这个项目的时候，变得越来越困难。要排除障碍，是何等艰难，付出的代价，一点都不比项目刚一拿下来就建所发生的资金成本来的少。
我太贪了，总想让别人给我做嫁衣，我来坐轿子，我因此不得不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要不是该项目当初已列入张家界总体规划；要不是区、市两级党委、政府守信用，这个项目差一点就不姓“百龙”了（那种全社会都知道明摆着会挣钱的事，敢于扔大把银子的投资商早已不胜枚举）。好不容易过七关斩八将，电梯终于建成，眼看可以开张营业了，全社会的疑问甚至反感，却接踵而来，几乎把这个项目又推到了死亡的边缘。如果今天让我重新走一遍，打死我，我也会在当初签完合同后就把它建成，因为这是最经济、最合算的，也是最公平的。
前些日子，张家界根据修编的总体规划在另一景区杨家界，还要建一条索道，或者类似于电梯的旅游设施。我跟市长开了个玩笑，我说这对我来讲熟门熟路，干脆这个项目给我做算了。市长当即给我一句话：你先拿五个亿来当入门费吧，以前那个便宜你别想再占了。
可想而知，当全社会的人都认识到的时候，你觉得你的便宜占尽了的时候，也就是你付不起代价的时候。
2002年由于社会舆论的多种声音，中央电视台曾在建设部，会同国家技术监督总局组织的、由指定和抽签组成的专家委员会，对天梯生死裁决前夕，策划了一个对话节目，叫“交叉火力”，在网上现场直播：以我和一位学者为代表作为一方，另两位大学教授作为一方，双方进行了一次唇枪舌剑的辩论。我们双方各自亮了题板。对方其中一位倍受尊敬的老教授，对电梯的建设产生了激烈的质疑，他确实为中国风景名胜区能完整和真实地遗传后代、能够更好地遵循世界遗产组织的要求做了大量的工作，站在他的角度提出的反对意见，是有一定道理的。
11、当时在辩论的时候，他首先亮出了题板：“为了保护世界遗产的完整性、真实性，必须拆除电梯。”。
我这边也亮了题板：“为了科学地保护世界遗产，应该建设电梯。”。
两个人的话语是针锋相对的。
这位老教授真是做了大量的准备，他依据卫星上拍的图片，以及人工设施对大量的生物多样化的影响，从科学的角度，找出了众多的证据。当时在座的，一旁工作的，听了他们那席话，真为百龙电梯的存亡捏了一把冷汗。因为在我们辩论之前，曾经做了网上调查：74％的人赞成拆除电梯，只有11％的人支持建设电梯。
我向这位老教授提出了一个甚至有些刻薄的发问，我说：“教授老先生，您是世界遗产组织的专家，我很敬仰您。我一直认为您对世界遗产组织公约是熟知的。但是我今天听了您的这一席话，觉得您并不是十分了解，也不是十分明白世界遗产组织公约的实质和内涵。世界遗产组织公约里有三条最基本的原则：遗产所在国（对遗产）有三个义务：一、保护的义务；二、展示的义务；三、遗传后代的义务。现通篇地听您讲了这么多，感觉您只知道其中两个义务：就是保护和遗传，你没有考虑到另还有一个重要的义务是向人们展示。”
教授辩解说：“我不是不让大家去看，我是希望制造一些困难限制人流，不能让人很方便的进入核心，尤其不能有现代的交通工具。人是遗产的最大破坏者，如果人去的少，破坏自然就少。”
这个观点我当然不能接受：“教授老先生，您让我震惊。我原以为您只是对世界遗产组织公约不了解，没想到您对联合国宪章都不了解。联合国最基本的原则是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公正。而您的意思是伊拉克打科威特是正确的，美国把伊拉克灭了也是活该。您采用丛林法则，无形之中剥夺了儿童、妇女、老人、残疾人等弱势群体欣赏世界遗产的权利。”
此时教授已觉言论欠妥，说：“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大家可以公平地享受，可以象美国的科罗拉多大峡谷一样，申报、登记，公平排队，每年只开放六千个人。”
“这就更没边了，老先生，你这个意见，不仅我不同意，估计全中国人都不答应。你想想看，中国有十三亿人口，每年开放六千个人，我粗略估计，中国人要想去张家界，没有一万年排不上号，可是人活一百年就是长的了。怎么办？”更何况科罗拉多大峡谷所限制的深处也没什么好看的（此处主要是对专业人员做科考用），但它的峡谷高台可是不限制的。百龙天梯也只是把人送到高台远观遗产核心，并未将游人送进什么都看不见的特级保护的深处。
老先生急得直流汗，我接着开导他：世界上最名贵的画之一，梵高的画，他的画第一次打破世界记录的是《向日葵》，拍卖3990万美金，而后来他的《加歇医生的肖像》竟拍卖到8250万美元，而就在2004年，毕加索的油画《拿烟斗的男孩》，以1亿416万美元的天价售出，一举刷新绘画作品拍卖的世界记录，成为了目前世界上最昂贵的画。
12、但是梵高、毕加索到现在为止没有一幅画成为文化遗产。而比他们差几个等级的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却是世界遗产。
因为达芬奇把《最后的晚餐》画到了圣玛丽亚感恩教堂旁的修道院餐厅的墙壁上。虽然经过二战的破坏，剩下一点残墙，现在盖了一个玻璃房把它保护起来。那是世界文化遗产。为什么？因为它履行了向世界人民展示的义务。而梵高、毕加索的画只是某些收藏家的遗产。后来我略带一点挖苦的说：其实要单纯地从保护完整性和真实性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用铁丝网一拉，架几挺机关枪封锁，谁敢踏进半步，格杀勿论。我想它一定是完整的、真实的。但只要你履行展示的义务，很难绝对保证它的完整和真实。你可以制造很多的困难，你可以不修路，可以没有厕所，可以没有宾馆，但是你仍然阻挡不了很多的脚步。路，是人踩出来的；厕所可以随地；宾馆可以帐篷代替；用餐可以野炊。这对于遗产带来的危险远大于合理地开发。过去，张家界的农民为了生存，用烧荒的方式来耕种，经常是大片大片的原始森林被焚毁。今天旅游开发了，他们开始有了收入，不再靠烧荒来改善自己的生活，对它的保护更有利了。
在开放发展旅游之前，许多段长城被拆了盖猪圈，养一年扣除饲料人工，总共也就二、三百块钱收入。旅游开发了，游客看一眼五十。结果老百姓又自觉地将猪圈拆了修长城了。合理开发更利于自然遗产的保护。
我们既然今天没有能力阻挡游客欣赏世界遗产，那么对它最有效的保护就是疏导。俗话讲：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你让游客以最快的速度到达、欣赏，以最快的速度离开，对自然的破坏和影响是最小的。有什么办法能让游客尽快地离开？就是有先进的现代交通工具。这个电梯处在张家界景区的中心位置——被联合国世界遗产委员会确定为遗产核心的袁家界，是目前国内自然遗产中唯一特级保护区。原来去的人的确不多，人们很难享受这个美景，就是因为没有交通。现在有了这个交通，人们能真正地欣赏到了遗产的核心。这才充分履行了遗产组织公约的展示义务。
当然，我想大多数人都接受了我的观点。当我们辩论结束后再在网上调查时，已经有76%的人赞成建设电梯。
电梯经历了一场暴风骤雨式的全社会争论后，之所以还能够存在，还是得益于它代表了大多数人意志的公平的体现。由此也给我灵魂深处带来了影响，将来做每一件事时，都要用公平定律的标准来考量——是否代表了大多数人的意志，否则吃不了兜着走。我这个项目之所以没有吃不了兜着走，还是因为它代表了大多数人的意志。
13、 兄弟恩怨
由于违背了公平的原则，我付出了无法承受的经济代价、亲情代价、信用代价。在掉了几层皮之后，我依然没有能力从这种阴影中走出来，这种无形的影响我不知道还将持续多久？
2006年中央台二套节目，拍了一部有关电梯建设中我和我老兄之间的一段恩怨的专题节目——《兄弟恩怨》。将我和我老兄因电梯建设中产生的矛盾纠葛大白于天下。在法律、道理上似乎我都赢了，但在社会印象、亲情、利益上却输惨了。如果用“公平定律”的方式重新再走一遍，无论如何都不会是今天这样的结果。现在想想，事先有约也是体现公平的一种形式。当时我理所当然把我老兄看成我的职员，无可厚非，公司是投资人的，他仅是聘用的员工，是一位管理者并非一位拥有者，我想当然地认为谁都明白这个道理，他应该也明白，所以事先并没有明确强调（说心里话我也是不愿强调，模糊点儿更好）；而我老兄从一开始就理所当然地认为弟弟的产业也是他的，而弟弟只是拿钱，事情都是自己在做，电梯更应该是他的。所以他投入了所有的爱——为自己干。可后来发现，原来不是这样，在他看来他本来是上亿身价公司的拥有者，原来只是个打工的，这种现实给他的认识观带来了颠覆性的改变，让他无法认可，更无法接受。而这种悬殊，让他内心开始极度的不平衡，逐步开始转向破坏——我得不到，别人也别想好得（当然这个过程中也发生了一些事情，使得矛盾才一步一步激化，这当中也有我个性上的原因，这在后面我将提到）。我想不管怎样，这巨大矛盾的产生，归因于没有把握住“公平是对事先约定的认可”的原则；矛盾的激化归因于我太想把刀把握在自己手里，再次违背了 “公平定律”而导致的。
当然事后也有朋友好心问我：“是不是你们家当初没分家啊？”。为此，我也扪心自问过。我来京创业的时候，家里几乎没有任何财产可分，我更没有从家里带走任何财产。更主要的是，我14 岁就开始养包括我这位老兄及他子女在内的一大家子，我父母均无职业，比我大的哥哥姐姐都下乡去了缺盐少油，吃不饱肚子的农村，留在城里的除了我和无业的父母，还有一个年近九旬的奶奶和比我小8岁的弟弟，全靠我在街角配钥匙、补锅，赚取到全家唯一的收入。当我把家里照顾得还不错，在老家还算事业有成的时候，我老兄当时还在农村等着我去帮助。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认为我是问心无愧的。
1985年我来北京第二次创业，从最初的亚都加湿器做到百龙型材，再到百龙矿泉壶，经历了很多年，我一直都没有与这位老兄在一起共过事。他在老家一家化肥厂当工人，后来工厂倒闭，他自然就下了岗。于是，我给他安排了个差事，到张家界为蹲守电梯项目的总经理开车。
由于我的“战略思想”暂时不想投入，所以公司并没有大的动作。而总经理们不能承受这种寂寞，年纪轻轻，怎么能在这里耗费青春？当然，他们不知道项目的停滞是因为什么，只知道遇到了很多困难，其实是我内心的一个计划。
前后两任总经理相继都离开了张家界，就剩下了给总经理开车的司机——我的老兄。当时并没有正式任命他为总经理，可是公司一任又一任的总经理都跑了，对外得有个主事的。加上他是我的老兄，自然就他负责，而且是有“权威”的负责人。
14、我的老兄比较了解这个项目的历史，又能耐得住寂寞，他坚持了下来。他一直把这个项目坚持到我认为可以启动的时候。但是在这个时候，也是困难最多的时候，兄弟嘛，他的确从心里把这个项目当作自己的在干，投入了他内心所有的爱。不管他所采取的形式是否正确，结果是否满意，但不可否认，他的内心是爱的。
虽然我深知他不具备领导该工程的基本素质，但在情感上他已成了辞不掉的总经理。既然这样，那我就自己多辛苦点，并在他下面配足人才。
谁都无法预见后来发生的事情，在我老兄这个人选问题上，我也一样。现在想起来，他是个下岗职工，既使在岗的时候，也只拿了一二百块钱一个月，工资月月光，从没当过超过一万元的家。不光如此，他之前因知青下乡，一直在山沟沟里呆了十四年，少见世面，更没学过工程建设，让他掌管投资额上亿元的工程，尤其是需要科学技术作为前提的严谨建设工程，确实很不合适。
因此，电梯建设期间一直麻烦不断，而我听到他关于工作不力的最多解释理由就是：省钱！
当这个项目全面工程展开的时候，介于他本身的知识和文化结构，已经的确没有能力指挥好这个工程了。忍耐、培训、甚至手把手地言传身教，告诉他怎样利用专家；会议要避免开成布置工作会，自己要最后一个发言，倾听是金等等，总在期望着他的进步，但是结果却大相径庭。为此，公司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比如：虽然我们工程的主体设计是由冶金设计院进行设计，设备的主体设计是由德国朗格尔公司进行设计，但是为此配套的道路和其他附属设施是由我们公司自己进行建设。我这位老兄从小是个木匠，有些小聪明，这些年也见识了不少，学会了一些东西。配套的道路和停车场他亲自操刀，自己设计，他认为这样最省钱。
在工程建设中，我的老兄因为这也要省钱，那也要省钱，而耽误工期他就不管了，影响施工进度可以不计算。省钱、省钱、一切行事和指挥工程建设方案设施的宗旨就是为了省钱！
只要以前乘坐过百龙电梯的人就会注意到：下汽车去坐电梯，首先要爬垂直高度有34米的二百多级台阶，相当于爬十一层楼，给游客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不要说老年人、小孩、残疾人，就连很多成年人一口气爬上这二百多级台阶都很困难。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这个入口开在半山腰？为什么不开在下面？其实这应该是在设计时予以充分考虑并完全可以避免的。而当时之所以这样设计，我老兄唯一的理由是可以省钱，可以省几十万呢！
由于电梯选址由政府划定，设计由设计院承担，所以原本我对施工问题还很放心。电梯开工后，我去视察时，发现电梯下站进口开在半山腰上。就提出问题：为什么下站的入口处设这么高啊？
当时我老兄陪着我，说：这是设计院定的。
我以为设计院既然这么定肯定有他们的理由，也没再细究这个问题。
后来我碰到设计院的总设计师，就问：怎么把入口设计得那么高？人家爬十一层楼多难啊！为什么不放在下面呢？
“这是你老兄定的”。
你们一个说你，一个说他，这是怎么回事？后来终于有一天，大家都碰到了一起。
我就问：你们告诉我，到底是谁定的？
我老兄见实在是没地方推脱了，给我来了一句：为了省钱啊！
我当时气得一个鼻子两个眼，捶胸顿足也没有用了。
我说：还有一个更省钱的方法你为什么不用啊？
怎么省钱？我老兄听到这倒是当真了。
你把钱存银行，一个大子儿都不用花。
他当时也觉得自己错了，但还是硬挺着给我算笔账：因为电梯运程缩短，可省下三十多米的钢丝绳和轨道，平向推进的距离也缩短了，整个省下来的钱的确有好几十万。
可是今天为了弥补这个缺陷，在停车场与电梯入口平台间又增建了三台电梯，投入的精力不算，足足花掉了超过一千万的钞票。几十万和上千万我不知道该如何比较。作为投资人，我一看到这个半山腰的入口就来气，一想起这无谓的资金被白白地浪费掉就来火。
15、还有：因为电梯工程有一部分在山体内，必须横向打一条隧道和山体内竖井相连接。这种工程的开挖必然会产生大量石渣，石渣不能在景区内随意倾倒和掩埋，要花费很大人力物力运输到景区以外的地方处理，当然最好的方法就是用来铺设路基。
工程正好需建一条沿着山脚下通向电梯下站的公路。其实只要简单计算，就可以设计出一条幅宽和高度合适的道路，就可以一次性容纳全部石渣。
但是，我这位老兄，他自认为很聪明，这还用得着算吗？估计一下就行了。在他的想象里，一百多米的隧道，加上一百多米的竖井，产生的渣石填充一两千米的公路，还加一个大停车场，恐怕碎石还不够呢，凭想象路基有四十公分高，就可以把这些渣石全部消化掉。公司花高薪聘请的土建工程师，地质工程师，都成了摆设。没有人去请他们计算，甚至连征求意见都没有。
果不然，平向隧道仅推进到三十米，就把这四十公分高的挡土墙填满了。我老兄就觉得奇怪，怎么就填满了呢？于是把挡土墙加高到八十公分。可是还没几天又被渣石填满。
其实这是个很简单的事，不管是隧道，还是竖井，总能算出一个开挖体积，然后可以翻看相关书籍，查看公式，电梯所在的地方主要是石英砂岩，开挖体积再乘以可松性系数是一点六，一乘就知道渣石体积。虽然我老兄的文化程度比我高，读到小学毕业。但是缺少技术概念，全凭脑子想象。最后一直把挡土墙加到四米高。原来只设计了四十公分高的挡土墙，一直加到四米高是什么结果？是不可能稳定的，没有基础。最后不得不沿着挡土墙外面再建设一条石墙来保护挡土墙，这明显大大增加了成本。
就这样还是不能解决渣石处理问题，只得把停车场扩大，又埋了两条四米高的挡土墙，才最后把渣石容下。为此我也很操心，我跟他谈了几次，你自己不能当设计人员，我们有高级土建工程师，你应该让他们去干，任命一个总工程师。我老兄一拍胸脯：我就是总工程师！他们谁都没有我明白。我没能说服他，只有自己多操心，一个月来回张家界好几趟，都不能把这些问题解决好。其实，我老兄如果也能明白一些公平原则，即公平是多数人意志的体现，就不会一言堂。有些简单的问题，只要稍微民主就可避免很多损失，也会减少很多不必要的矛盾。
电梯，是附着在一处几百米高的岩壁上，这个岩壁是自然生成的，有风化和凹凸不平的地方，需要把岩壁切削平整。当时我们有地质高级工程师在场，认为这种清理工作，最好用一种“冷爆破”的新科技，就是打一个孔，不是放炸药，而是放一种膨胀剂。慢慢膨胀就可以把风化层从山体上剥落，这样施工对山体无损。
但是掌握这个技术的，据说全中国只有两个人。
于是把他们请到建设现场，说明情况。这两个专家提出，这是我们的专利，你们要使用我们的技术，我们可以来指导，但需要十万块钱的专利费。我老兄一听，要十万块钱？十万块钱，找一帮民工早就干完了。你这十万块钱只是把石头挤下来，我还要派人打孔、清理。不行，给你两万块。他不知道科学技术的价值。后来，那两位专家又换了个思路，这样好不好？一百七十块钱一个立方米总承包，我们负责打孔、清渣和无偿使用我们的技术。我老兄不干，他跟当地农民都说好了，二十五块钱一个立方，人家什么都包干了。像你这是高科技，顶多五十，加一倍，干就干，不干拉倒。我这老兄真把这个电梯当成自己的了，人家一分钱掰两半花，他掰成八半。
他要农民放开手炸。农民们很听话，也很高兴。他们仅有简单的工具，没有设施，从山顶站房基础干起，把顶上平面的基础三下两下就弄完了。真正几百米高的岩壁上，他们弄不了。可钱已超额预支，拿着钱走人了，那后面的怎么办？连人都找不到。没有办法，后来不得不找专业企业，带领专业施工队伍来做。连清渣带打孔、清理、放炮，一共是三百七十块钱一立方米，损失惨重。可这还远不是损失的全部，仅仅是毛皮而已。
当把岩壁清理出来以后，用超声探测仪做了个探测，由于施工方法不正确，造成岩壁层多处裂隙，最深处达两米五。这事怎么办？
16、最后，没有办法，为了弥补这个错误，在整个工作面，用仅二十五毫米粗、四米长一根的螺纹钢锚杆，在清理面打了四千多根。再用钢筋把锚杆一根根焊接在一起。再用混凝土建了一堵墙。这个费用可不是三百多块钱一立方米所能比拟的。
我无法再忍受，要他必须放权让专业设计人员去干，可是他口头答应，实际上一手遮天，还是依然如故。依然当着他自己任命的那个“总工程师”乐此不疲，却连最小、最普通的问题也不能立刻得到有效解决。
工程进度也因为我老兄斤斤计较的观念而进展缓慢。当时建设这个项目的华建建设工程公司，是土建总承包。他们运输施工材料的临时缆车，正好建在一条泄洪沟旁边。结果每次雨后山上雨水倾泄下来，就把缆车轨道道基冲垮。修复轨道最少都需要半个月。只能停工。甲乙双方便扯皮，甲方（我老兄）认为，乙方为自己的施工应该另建一条水沟，把雨水引开，避免影响轨道。而华建公司认为这事根本不属于他们应该做的，而应该由甲方负责配套施工条件。问题扯来扯去，轨道被冲垮一次又一次。由此，华建很长一段时间都在反复建被雨水冲毁的施工设施，工程进展极为缓慢。
我多次干预、调停，明确指示：这个问题不管是谁花钱，都必须马上解决。但是我老兄拒绝执行我的命令，当我再次去查看现场时，看到的仍然是轨道被雨水冲垮，翻斗车栽在山沟里的景象；听到的依然是工程已经停工了好几天的结果。
怎么办？在这个问题的处理上，我又不得不承认自己是个俗人，面对公司过去的功臣、兄长，竟一筹莫展，一拖再拖。
但我终于忍受不下去了，又怕他接受不了，于是做了一个缓冲决定：让他去出国考察。理由为：电梯建成后需要经营，可是我走不开，麻烦你代替我去出国考察，学习别人的经营思路。从今天开始，带职到全国，全世界去旅游，总经理还是你，但你不得继续管理这里的任何事务。你可以指定一个你认为可靠的人来接替你的工作，这个人直接对我负责，并强调这是命令，刚性的，没有余地。
他看来没有办法了，虽然我是他弟弟，但却是他的领导。我的态度这么强硬，他只好服从，就指定了当时工程部经理代理负责。
我以为从此天下太平，可以一心搞电梯的建设了。
新负责人太了解情况，第一件事情就建设引水沟，保证了施工设施的安全。我老兄领导的这项工程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隧道才进尺三十多米，新的负责人半个月就进尺七十多米。没想到这好消息反而使我老兄绝望了。他名义上出去旅游考察了，实际上根本没有离开张家界。他就在市里一个朋友家里住着，因留下的完全是他原来的工作班底，故他时刻在跟他的旧战友们沟通，听取汇报，并在走前做了周密部署：只要他走一个星期，你们就给总裁打电话，说不得了啦，电梯缺了他进行不下去啦。赶快把他叫回来吧，他不回来，就没法干啦。
可这些人没有一个给他打电话，而且像是解放了一样，干得更欢了，比他在这里管理工程建设的速度快了好几倍。用他自己的话说，电梯工程是他唯一可以能在这个世界上立的一块碑，这下完了。他认为这帮人在坑他，排挤他，是往死里要他完蛋。用他自己的描述，他在一桥上苦苦思索，几次都想跳下去，因为这项工程对他来说是一个树碑立传的举世工程，他已经没有资格去获得这个荣誉。他很绝望，想尽了各种各样的办法，去找我的母亲、兄弟、亲友出来说话，要他回到工作岗位。我觉得很奇怪，我说，没有开除他，没事就回来嘛！但回来后不能够指挥任何事务。在这里只能做一些监督性工作，不能做指挥。
尽管他不适合做领导工作，并且由于错误的决策给公司造成了严重的损失，但他毕竟在这里工作了这么多年，付出了很多的辛苦，不论是在亲情还是在道义上，我都应该给他的未来生活提供一些保障。但是由于建设、经营天梯这个项目的是个合资公司，股东构成比较复杂，我不能单方面决定在公司中给予他任何补偿。好在我在国外还有一些技术收入，于是为了安抚他，我答应给他三百万，作为他对这项工作付出的辛劳的报偿。其实这个数字相对于在百龙其他企业那些比他工作时间更长、贡献更大的人是很不公平的。
17、此时的我忘了马斯洛的需求理论，更没可能想到我这位老兄心里已经到了自我实现的需求层次，将公平简单地理解为对纯物质的感受，认为只要给足（我自认为的足）钱，他应该会感到公平。可没想到他当时很生气，厉声对我呵斥：你这是侮辱我，我不是来要钱的，我要工作，不要钱！我当时很感动。本来我想给他三百万让他退休，可他却不要钱，他要事业，要实现自我。那好，给你安排个职位——执行董事。凌驾于总经理之上，总经理归你管，你的权利很大，只是不具体指挥工程。对此他虽很不乐意，但还是接受了。
虽然他能力不够，但毕竟是我的亲兄弟。他既然爱电梯，爱这份事业，回到公司肯定会对工作有促进作用，而且多少也能对新任负责人产生一些监督和震慑作用。再说，在亲情上，也不能把我的亲兄弟一棍子打到底。可是，事情并不能像我希望的那样发展。
接下来有一段时间我去了美国，我这位老兄的执行董事就是这么当的：当起了职业的“军统”和“中统”的特务了。他整天收集材料，组织举报信，秘密录音、窃听等，即便这样还觉得不过瘾，还用他特定的方式来管理总经理。破坏工作就这样开始了。
有一天，他把总经理叫来，(总经理也姓孙)：小孙，过来汇报汇报你昨天是怎么工作的？总经理当然得听他的话，这是执行董事啊，代表董事会，又是董事长的亲老兄，当然应该汇报。就把昨天重要的事情概括地说了一遍。
“不不不，从早晨刷牙说起，几点几十分起床的，然后怎么走到卫生间，刷牙用的什么牙膏，共刷了多少下，要尽可能详尽地说清楚。然后吃饭吃了几碗，估计几两。吃的什么菜，越详细越好。”
这位总经理可能是迫于无奈，真的从早晨刷牙说起，说完了。然后我们的这位执行董事说：“写个书面的吧。”
这个总经理这时可能另存心眼，真的写成了书面的汇报。光打印就用了十一页纸，才把整个一天的情况汇报下来，然后交给了他。他看了看，说：“行，以后每天都这么汇报啊。”
这不是往死里折磨人吗？后来总经理实在没有办法，给我打了一个国际长途。我也觉得这样不行，就临时飞了回来，找他谈话。他振振有词：“你知道吗？这些人现在是偷的偷，抢的抢，拿回扣的拿回扣，你这工程如果这么干下去，会是一个填不满的黑洞，你不论花多少钱，最终都是玩完。”
然后拿出了准备好的很多录音和举报信。我当然不予采信。因为在找他谈话之前，我已经做了一些了解，我也看了小孙总写的那些书面汇报，这是最能从性质上做出判断的，于是我拿着小孙总打印的生活细节汇报材料，问他：你是否叫孙总给你这么汇报的？
他极力狡辩，但他没有否定这件事情的存在。我明白这事是真的了。
事到如今，我还能怎么办？只好问他：“你说我该怎么办？”他倒答的痛快：“交给我，让他们走人！”听完他的意见后，我定了定神，用没有余地的口气对他说：“你现在只有一条路可以走，就是强制退休。”他一下就愣了，问我：能不能再商量商量？
我说：“没有任何商量余地，你就提提你的要求吧。我可以给你一个比较高的待遇：电梯建成开业后一次性补偿给你三百万，同时可以享受国家正部级待遇的退休标准。你去了解，只要正部级能享受的待遇，我全给你。我不知道别的，但是我知道，正部级退休以后有办公室、司机、秘书、有车，有不受限制的国内旅游，有经过批准的国际旅游。你可以不用得到批准，可以自由国际旅游。
他的确对离开电梯工程极为恐惧，看着我没有商量的表情，几乎是乞求一个妥协的请求：“能不能保留现在的办公室”。
“不行！”
他要我给他写一张给予他三百万元的书面承诺，我没有写。我只是把他认可的朋友和公司其他的领导人叫到一起，当着大家的面做了承诺，如果我说话反口，属于我做人不地道，我将失去信用。
18、我不愿意写出书面承诺，是想掌握主动权，一来未来一些工作还可能需要他配合；二则我这位老兄为人很极端，一旦拿了钱再来反复破坏，我将失去制裁措施。我太想把刀柄握在自己手里了。于是我警告他，如果做了任何有害于这个项目的事，我就从这三百万中扣罚。我是这么考虑的，如果我向他写了书面承诺，那么，在法律上就被动了。因为有些破坏是很难找到证据的。现在回想起来，后来发生的一切我是有一定责任的。由于我想在法律上占据主动，没有给他足够的公平，故在电梯后来的建设过程中遭到一系列的折磨和痛苦也就不可避免了，这也许就是失去了平衡的必然结果。 尽管我这种顾虑是有原因的，早在他折磨小孙总之前，他就干过太多破坏这个项目的事情。由于我们这个项目有很多配套工程，比如厕所。按道理来讲，厕所应该跟主体工程同步建设，可是工程即将完工，我们的厕所还没有开工。他作为执行董事，带着他老婆，号称到里面去视察，带了一个相机，跟负责工程的，也是他的一个知青战友说：“厕所现在怎么还不开工啊，将来因为厕所影响开业，你们吃不了兜着走。董事长怪罪下来，你们承担得了吗？” 这位管理人员觉得，执行董事来了，又是董事长的亲兄弟，不能不听啊，但是实在有难处。“你看建厕所的位置有好几棵树啊，现在砍树的批文还没有下来。”在景区里，曾有人由于没有批文砍了一棵树而被判了三年。对此我这老兄给他出主意：“你把树砍了，把树根一挖，谁知道你砍了树啊，你说里面根本没树，不就完了吗？”这位管工程的负责人一想也有道理。虽答应了下来，但细想还是有点后怕，还是去催催政府部门吧。他跑到政府有关部门，政府办事人员答复说快了，现在还有一位领导没签字呢，最多后天就可来取。 第二天，我这老兄又给他打电话：“你怎么还没开工啊？” 他说：“要明天才能拿到手续。” 我老兄说：“要什么手续，清理了，连树带根一藏。谁知道有树呀。” 到了中午，正在我们这位工程负责人犹豫不决的时候，他又打电话来催了：“你怎么还没动手啊。” 后来这位经理觉得实在催的太急，那就动手吧。于是把树砍了，并将树根藏了起来。真巧，干完了还不到一个小时，林业公安、检察院、政府分管领导全到了现场，问怎么回事？工程部负责人说：“我们只是清理现场，里面也没树”。“没树？”领头的冷笑着反问到，随后一声命令“带走”。我们那位工程部经理当时就给带走了。那位经理事后说：“我活了五十多年了，头一回戴手铐。” 这位经理跟我老兄是发小，一起下乡当知情，一起患过难。他哪里知道这一切根本就是我老兄搞的。在审讯室，按照执行董事的教育，矢口否认里面有树，“真的没有树。” 审讯员把照片拿出来摆在了这位经理面前：还能说什么，低头认罪吧！看着照片才知道自己被执行董事坑了，认倒霉吧！我们这位工程负责人当时就流下泪来，哑口无言。好在及时拿到了批文，才免了我老兄的这位知青战友的牢狱之灾。还有一件事。原来在电梯入口的平台前面有一个小山包。对面是一个著名的景点：神兵聚会。如果站在那个平台上照相，将是美不胜收。可这个小山包的存在大大影响了采景，当初按照工程的设计，应该把它清理掉。可有位副市长来视察，说：“这个小山包，不影响工程，保留算了，还是尽量少破坏为好。”当时的陪同者是我老兄。工程负责人闻讯后，认为麻烦了，如果不清掉，这个山包将是工程的败笔，怎么办？一不做二不休，就当作信息传达不灵，工程负责人不知道，连夜把山头削平清理掉了。我老兄得知该消息后并未立刻举报。为了证明事发与他无关，立马告假探视女儿去了。在外地用电话进行了举报。他忘了隔墙有耳的道理，很快就被证明了这是他的所为。由此我们公司和这位副市长也结下了深怨，给后面的一系列困难留下了无穷的后患。由于我老兄之前这两件事的所为，在承诺给他三百万时，我当然要留一手。万一你要搞鬼，即使所有人都知道是你干的，如果没有足够的证据，我也拿你无可奈何啊。我必须掌握主动权。
19、我是这样想的：承诺给他三百万，但在电梯彻底建设完工前先不给。如果他搞破坏，我就从这三百万中扣除，他破坏多少，我就扣除多少，直至扣完为止。我以为这样可以对他的行为有所控制。但是后来我才明白，你越是把刀把子全掌握在自己手上，你就越是有吃不了兜着走的后患。他由于完全处于被动状态，心里会很不踏实，因此会带来更大的破坏。这就是失去公平的后果。事实证明他竟然真的越走越远，破坏工作越做越起劲，三百万转眼就快扣光了。眼见到手的利益没有了，就更加无所顾忌了，矛盾和破坏也更逐渐趋向表面。有一次，我与电梯公司总经理两人单独在房间里商量一件有关企业与政府利益纠葛策略的事，没几天就被人举报了。我非常生气，将这位总经理找来问为什么？这位总经理也愣了，对天发誓，没跟任何人讲过，我听不进他的任何解释，不是你说出去的，就是我说出去的，但我知道我没说，遗憾的是，我现在有权决定你的去留，移交吧。这位总经理听后，眼泪刷地流下来了。事实证明他的确被冤枉了，走漏消息的不是别人，竟然是我老兄，他在办公室里安装了四个“窃听器”。为避免他过多地了解内情，我坚决要求他马上从原来的办公室里搬走。他不同意，“退休可以，但这个办公室我不能搬。”我两次重申，可以给他四千块钱一个月的办公室租金（足可以在张家界足一栋小楼），但就是不能留在原办公室。道理也很简单，那时候，正好碰上美国总统换届。我说：“你说克林顿卸任了，不从白宫里搬出来，布什怎么上任？你问问中国的部长们，哪个部长离休以后还在原来的办公室不？都是由国务院机关办事局另外安排办公室。车、秘书、司机可以保留原来的，但办公室就不一定保留原来的了。” 他说：“我还没有住房。” 我说：“没关系，给你买。” 他说：“我看好了一个房子，在张家界市内，大概要十三万。” 我说：“没关系，我给你二十万。七万装修加家电也够了。” 他说：“那你签字。” 当时他写了一个现金申领申请，我给他签了字。那时候，张家界还没有直飞北京的飞机。没想到当我正在长沙转机时，他就给我打来了电话：“我不退休了。” 我说：“那不行，你钱都领了。”
他说：“钱，我可以退回来。” 我说：“退回来也不行，休还是要退的。我没有理睬他，他心里的确不平衡，想不通，又没有“政治委员”或“牧师”来给他做思想工作。我就是强硬，没得商量，你退也得退，不退也得退。最后不得不采取了极端的强硬措施：办公区食堂停业，全体员工出外就餐。然而他想餐后再回办公室，已无可能。重兵（保安）把守。逼得他将110叫来，也没能进去。110 将他和阻拦他的保安一并带走问话，从此，他再也没能回到他原来的办公室。我让他离开了电梯，离开了他的工作岗位，他失去了自我实现的平台。这个时候他心里是极度的不平衡，而我根本不考虑他的平衡问题，“政治委员”也下岗了。只是一味地为自己着想，只要掌握主动，就能控制住局面。他想继续留在岗位的愿望彻底绝望了，所谓爱的深，恨的也深。我得不到这块碑，别人谁也别想得到！于是想方设法搞破坏，并开始一步步实施他的报复计划。
20、首先，他采取了极端行为，在一个没有防备的晚上，将公司值班人员反锁，抢走公司几乎全部的档案资料，另加电脑、复印机等。其次，他认为用别的方法来让我“瘫痪”有困难，要想办法断我的财路。因为电梯建设不能没有银行贷款。于是，他向银行举报：说我已经拥有国外的身份，银行的贷款根本没建什么电梯，全被我卷走了。将来电梯项目在银行会是一个大窟窿。他本以为自己做的天衣无缝，谁也不会知道是他所为。但是无巧不成书，那天他给行长打举报电话时，这位行长正在哈尔滨开会，当时正逢北京申奥，莫斯科揭榜的最后时刻，晚上八点多近九点，北京到底有没有申奥成功？行长正等待揭榜的时候接到他的电话，这位行长特别着急地催他：“有事抓紧说。”行长的精力都去听申奥结果了，无心听他啰嗦，但又怕事情重要，故利用他手机上的录音功能，一边心不在焉的跟他说“你说吧，我听着呢。”一边将他的话录了下来。录下来以后，当然银行会来核实，到底有没有这回事？ 我知道肯定是他干的，事后我质问老兄：“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他说：“不可能的。”矢口否认。我把时间、地点、打入号码、打出号码、录音，一齐说给他听，他不得不承认了。
他认错了，并忙说：我可以去跟行长解释。 我说：晚啦，你将为你的行为接受惩罚，先扣你一百万。由此，他越加不平衡。原来只是想举报我，断我的财路，既然我扣了他的钱，他就要我出血了。在这里，我没有算清一笔帐。我老兄本来在乎的就不全是钱，而我的电梯项目却不能有任何闪失。我捏着给我老兄的奖励，希望能控制他，让他的行为有所收敛。可是，他实施对电梯项目的报复热情，和当初建设电梯时一样热衷并执着。此时的我也完全忘了“能量守恒定律了”。后来，他又举报我偷税。因百龙天梯注册的是中外合资企业，设备是以外商自带设备进口的。他举报：什么中外合资，假的。连个外国的洋毛都没见过，什么外方啊！就他自己。不是外资怎么能免税，我必须补上，大概有七百多万，同时还涉嫌犯罪。他这么一来，我就更气愤了。一口气扣除了他剩下的二百万，补偿全免，只有退休工资。后来有很多亲戚、朋友、老乡，尤其还有年迈的老母亲都出来调解：还是应该好好地处理好这个问题。你原来答应的三百万，几句话就没了，你现在答应给他退休，谁知道哪天就没有了。我说：也行，我算了一笔帐，算你能活到九十六岁。你现在已经五十六了，还有四十年。三千元一个月，一年是三万六，四十年一百四十四万，因为我的钱是一次性支付给你的，所以里面有资金利息，一共给你一百万。如果你愿意一个月领三千元，你可以领到死；如果你一次性领，给你一百万。他很不满意，老乡他也做不好他的工作。接着又举报我抽逃资金，虚假投资。他跟周围的人讲：“太不公平了。我付出这么多的辛苦，他应该给我股份。实际上没有我哪有这电梯，凭什么给我这点钱就打发了，给我三百万，我给他六百万，让他滚蛋。” 当然，我认为这事差矣，就像我在《兄弟恩怨》中所讲的一样，我买了一头牛，让你帮我放养，虽然你好生服侍，把这头牛当成你自己的，最后不仅牛儿养的肥胖健壮，还生了小牛犊。但是我付了饲料钱和你的工钱，这牛还是我的啊。
21、他接着举报，说这个企业是无主财产，为什么呢？你看，他没出一分钱，钱都是从银行贷的。他把他的前期投入都拿走了，他没有出钱，那项目应该是谁建设就是谁的。他认为这个电梯是他的。这下矛盾更不可调和。他到处跟人申诉：凭什么孙家就他一个亿万富翁。他不将电梯给我，我就让政府收走，反正和尚没老婆，大家干脆都没老婆。举报百龙天梯公司是虚假公司，根本不存在。反正我的一百万我也不要了。要不我就跟政府分，要不我就什么都不要了。结果，问题越来越严重。可能出于我的个性，或者说我的愤怒压倒了一切，就根本没有想过此时还给他什么公平，进一步地惩罚他。他在公司花了很多没有发票的钱，也有些可能是为了公司支出的，此时根本不管，一共是六、七十万。在企业里，这可是侵占公司财产。我就以这个名义治他，把他抓起来，其实这更激化了矛盾。今天看来还是有许多更好的公平解决办法的，但是我选择了一条强硬路线，付出的代价很惨重。我因为有律师背景，做事比较谨慎，电梯建设手续齐全，一切按规定办事。他在这方面确实不能拿我怎么样。但他挑动媒体，四处散播电梯严重破坏自然，破坏遗产等，我既便有一百张嘴也说不清楚啊。由此引发了对电梯共诛之的社会舆论，直至最后有关部门责令停运审查。这真是一次“生死审查”，因为如果审查失败，历尽千辛万苦建设起来的电梯就会面临被拆除的命运，这无疑将给我判了“死刑”。正是从这次接受审查开始，我患上了失眠、高血压等症并至今未愈。经过近一年的四处奔走游说，好不容易刚有点松动，在全国人民置疑电梯的合法性，置疑这个电梯对自然的破坏时，他又从技术上提出了对我最大的挑战，提出了一个谁都说不清楚的问题。他举报说：“电梯所处山体有严重安全问题，在初期钻探时有多处斜向裂隙（张家界的岩石基本是平向裂纹，都是一层一层的，是稳定的）”。现突然爆出个斜向裂隙，有鼻子有眼，专家和主管部门不能不信，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斜向裂隙对峰林地质是极不稳定的。在山里面，既便你现在再钻孔，不能代表其孔跟原探孔处在同一位置（因钻探孔，在地下偏差很大）。这样一来，问题就严重了。因为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对于涉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问题，我们国家一贯有明确的指导思想：宁愿错杀三千，也不愿放走一个。当时，高级领导人有过明确表态：“既然建设电梯的报批手续齐全，我们不再去争论是否该建还是不该建。但是有一条，要百分之一万地保证人民的生命安全。”就这个百分之一万真真是要了我的命了。 为此，直接经济投入不少于三千万。
22、为了确保安全，我们在山体竖向和横向，采用一百一十豪米粗，长三十至六十米不等的锚索，一共打了十五根，整个把这个山体穿起来。换句话讲，张家界的山全塌光了，电梯所在的这座山峰也塌不了，因为它已经形成一个钢筋混凝土的整体。但代价可想而知。这还不够，我们又从瑞士进口了一套世界上最先进的机器人监视设备，对这个山体和电梯进行多方位的时时测控，只要产生一毫米的位移，就会被这个电脑记录下来，换句话说，当张家界出现地震预兆时，第一个知道的可能不是地震局，而是百龙公司。其实有这个保险没什么坏处，不过很多的专家认为，就是过于保守了。现在能够找到的地质记录，张家界一万年以来没有过地震纪录。这是我老兄给我带来的成本，这也是由于我的强硬路线没给他人公平感受的必然代价。其实这些损失还只是说得出来、看得见的，至于那些无形的损失，可能永远也说不清楚。社会上对于我与我老兄的关系，并不是我认为的那样，理全在我这边，许多人对我的做法持不同意见。特别是《兄弟恩怨》播出后，有些好朋友也开始疏远我，尤其是银行关系几乎降到冰点。湖南某高层还专为此给贵州金融高层打电话。至今为止，我在贵州的企业投入了几千万的资金，却没有得到贵州银行的一分钱贷款。有些已经谈妥的关于在贵州、张家界的合作项目也都因此泡汤了。
23、 龙王洞之争大的风波过去后总会给人留下不少反思，今天的结果也许纯属偶然，或许稍有偏颇，我就没有机会在这里与诸位这样谈笑风生了，也许在今天这平静的背后，依然隐藏着一些吃不消的风险。这一事件过后，使我心灵上更绷紧了“公平定律”这根弦。过于沉迷于马太效应，会使人在对自我利益最大化的追求过程中，忽视了公平，甚至几近疯狂。张家界不但地面景色绝世无双，而且由于喀斯特地貌，形成地下众多颇具特色、举世无双、美不胜收的溶洞群。不过，真正有竞争力的，彼此产生竞争的只有两个洞：一个是某洞，一个是龙王洞。由于交通条件的改善，造成各领风骚三两年，某洞原来并不被人看好，由于一条道路正好经过它的门口，再加上管理者的用心经营，所以它成了张家界游洞市场的主宰。跟它相邻，能产生竞争的龙王洞，虽然在距离上只比某洞略远十来公里，但品味各有特色难分高低，它的神奇和科学性甚至超过了某洞。前些年由于开发者的实力悬殊，造成某洞在张家界一支独秀，几乎占据了溶洞旅游收入的90％以上。真可谓日进斗金。很多人不服气，龙王洞不论在内涵还是在资源上都不亚于某洞，为什么就搞不过他们呢？投资者前仆后继，相继有六个投资者在龙王洞赔光钱财后，打道回府。时任张家界百龙天梯公司的总经理，眼看某洞每年数以千万的收益，眼红的不行。他想私底下为自己开创一条后路，暗中把龙王洞拿下。如果有一天不干电梯的总经理，就做自己的买卖去。没想到中途被我发现，于是找他谈话。 我说：“伙计，你这是违反《公司法》。《公司法》不允许经理人同业竞争。” 他无言以对。怎么办呢？我已经投资这么多了，也费了这么多的精力。既然退不回去，干脆做个顺水人情，交给百龙公司来做。当然他也在说服我，某洞一年近亿元的收入，咱们拿它10％－20％也有千万啊。成本很便宜，一年才五万块租金。你怕什么啊？他倒是说服了我，干脆为了内部不分裂，为了不产生跟《公司法》的冲突，那就接过来干吧。干成什么样子是什么样子，万一不行了，捏着鼻子卖给某洞老板好了，怎么也赔不了。 龙王洞此前的确先后有6个投资者玩完，投进去的资本赔光走人，某洞的经营者并不在意。因为他觉得不值得在它身上花什么心思。
一个旅游景点，特别能反映马太效应：“越有就越有，越没有就越没有。”因为一旦这里没人气，你不管给导游和旅行社多少回扣，他都将难以承受巨大的风险和压力。因为游客心里会觉得被欺骗。你看人家那个洞那么多的人，这个洞没有人，为什么把我们拉过来？可能产生的投诉、怨气等等，是一个旅行社和导游不可承受的。因为他们在旅游局都有一笔巨额的押金。如果有投诉的话，是要受到惩罚的。所以没有人气的景点会越加没有人气。当然，龙王洞前面的六个投资者跟百龙的实力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上，听说百龙接管了龙王洞，某洞经营者有点恐惧了，觉得麻烦来了。那段日子，他昼夜难寝，四处托人找我和谈。这个时候，我根本不考虑自己可能存在的困难，他越是积极地找我，我越是找不着北，以为自己了不起，把价码抬到一般人都难以接受的程度。当然，对方也想少付出一些代价，是连威慑带吸引。可是我还是我，坚决咬住高价不放松。对方说：“如果我们达不成协议，我就灭了你，毁了你，一定把你扼杀在摇篮里。在张家界这个地盘，有我的洞，就没你龙王洞！” 我对他想要垄断张家界溶洞的经营态势很不以为然，甚至还跟他讲一个看起来似乎很有道理的道理，“你可不了解中国计划生育政策，肚子里没出来，打一针结果了，没事。扼杀在摇篮里可是杀人嗷！”，还调侃地给他算了笔帐：这个你可想好了，我可是一年花五万块钱租来的，你那一年上千万的成本，咱们可没法打。我家就一床烂棉絮，多几个眼少几个窟窿也不会改变价值。不像你家，有冰箱、有彩电，还有一套好家具。打起来，肯定打烂的是你们家的坛坛罐罐。对方不服气：你也有上好“家具”，我打你电梯。我说：这可是两个公司，你够不着。你还有本事打我电梯，我老兄打了我这么多年了，一切不都是好好的嘛？我不在乎。对方眼看谈判没有进展，自然想到一个人，赋闲在家，还在四处投递揭发我的材料的孙春贵——我的老兄。他们把我老兄请去，听说专门成立了“对孙办公室”。因做为老板的我姓孙、接任我老兄的总经理也姓孙，当然我这位老兄他自己姓什么可能已经忘了。他可能觉得跟外人联手来报复我，来得更加有把握，更痛快一些。当然，这可能还是我种下的不公平的恶果所致。这位洞主手里有了筹码，又来找我谈判。用手比划着说：孙老板，你老兄给了我关于你的电梯建设过程中两寸厚的举报材料，难道就没有一点是真的吗？我说：你放心，他在我这换三千元我都没给。如果你觉得有价值，你就拿去玩吧。
我的态度极其强硬。虽然今天一切已经过去了，我还能坐在这里给大家讲这一切但其实这中间我付出的成本极大，甚至是付不起的代价。因为对方绝不是等闲之辈。为此，我不仅几次被放在“油锅”里煎来炸去，“皮”也掉了几层。真不是一个理性的、应该的公平结果。我要价实在是太高了。我当时提出两个洞合资。今年因为我刚开始，我和他二八分成，我二他八，明年三七分成。以后的经营归你管，永久四六，而对方只能承受年承包费750万，并为此成本已深恶痛绝。这一下不等于挖了人家祖坟吗？人家经营了几十年，花了很大的宣传费用，光“飞越天门特技表演”都飞越了两次，几千万的投入。我这一转手，花五万块就要跟人家分差不多一半的收入，实在是不公平。造成的后果只能是破坏。由于是我首先违背了公平原则，遭受后面的劫难，也应该算是必然。
24、双方较量的结果是我们双方受伤。龙王洞经营了近两年，门可罗雀，难以维系。我跺脚啊，这么好的洞，比某洞科学性强，除了里面的各种高品味的溶洞地质构造和美涣美伦的地下奇景，还有四根大的世界之最的钟乳石，加上门口一个具有很大科学意义的深潭——地心之门，多好的景色，多好的资源，为什么人气就上不去呢？那个俯瞰十分壮观的深潭之所以叫地心之门，是因为它平常不管洪水、干旱，水位始终保持不变。水位只受天文状态的影响，只有月缺月圆时，才大幅度变化。科学的说法是它也许跟某个大海相连，跟潮水的水位一致。虽然龙王洞有这么多的优势，但两年来经营难见起色，快要维持不下去。怎么办？后悔呀！真不如当时七百五十万卖给他经营，少了多少麻烦、风险，甚至痛苦。龙王洞的这种经营景象自然让那位洞主偷着乐，心想差一点上大当，每年白给他几百万。他也没想过要给我们公平，想尽奇招，试图把龙王洞捏死在摇篮里而后快。资源这么相近，怎么能忍受他那边门前走马，而我这里却门可罗雀？员工人心涣散，眼看千万投资的回收遥遥无期，形势逼迫我必须想办法。经过苦思冥想，发现绝境中的一条险路：让旅行社带着游客到这里来赊销，什么时候有钱，什么时候再给。可效果仍然不好，原因是赊账早晚都要还。虽然前来试探的旅行社带来的游客稍微多了一些，但还是非常有限。最后又想出了一招——开自助餐，就是由旅行社买断一定游客人数，游客多余的收益与不足的风险均由旅行社来承担。如：去年你这个旅行社来了四百人，今年你只要买断一千个人，多余的游客随便进，多余的门票收入全部是旅行社的收益。算了笔帐，张家界约五十八家旅行社，每家五万，至少每年可以有二百五十万收入，够本。结果出乎我的意料。这个口子一开，全部的旅行社都来了。为什么？就像烧开水一样，温度99度水还不开，就差最后一度。这一下，每个星期的游客量以10％的增长率增长，当然我们的增长就是某洞相同比例的下降。这造成了某洞的极度恐惧，甚至绝望。不仅如此，就连在某洞门口摆摊的、照相的、收停车费的，生意都受到了影响。这些商贩花钱买的摊位、租赁的照相点都是按年交纳租金的，这一下激起了依靠某洞谋生计的所有人的愤怒。这两个洞虽然离的很近，却分属两个县管辖，那边的财政收入在飞速下降。某洞还有国营背景，原来有一百多个国营职工，加上后来的二百多员工，员工眼看着饭碗要丢，不和谐的气氛自然就出现了。
25、有一次正好百龙高层干部在张家界进行管理培训，突然有一大群壮汉加上一大群神情激愤的各色人员冲进会场大喝：谁是孙寅贵？谁是头？站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闹出人命。好在他们不认识我，于是在大家的保护下，我趁乱溜出了会场，还不知死活地在外面看热闹，正在这个时候，我看到远处飞速地开来一辆车，车上跳下一个人，拿着刚打印好的一大叠我的照片，给参与“围剿”的大汉们每人发了一张。万幸啊！我要是晚走一步，说不定会引来杀身之祸。我赶紧乘车溜了。会后检查损失，只丢失了我的一副眼镜，后来被服务员捡到，踩坏了一只镜腿。遗憾的是，那天宾馆老板误入战区，被乱拳痛打的遍体鳞伤。这应该就是破坏公平的结果。我和他都输了，没有赢家。他全年经济损失应该在二千万以上。好在政府及时出来修正，以公平的方式恢复了秩序。经过这场激烈的商战，虽然最大的受益者还是游客，两个洞比着提高服务质量，完善服务设施，这与此前一支独秀的时代完全不一样了。但在两洞内部却造成了难以愈合的伤痛。某洞“洞主”的确不是等闲之辈，在旅游界也确实有过很好的业绩，也有很好的声望和社会关系。他曾经在人民大会堂领过“中国十大旅游策划人”奖。要不是他所聘请的律师一句笑言，也许两个洞就实现双赢了。在两洞之间的确应验了那句话：没有永久的敌人，只有永久的利益。几场恶战之后，双方还是冷静地坐在了一起，并且经过反复艰难的磋商和讨价还价，最后终于达成一致意见。不幸的是，就在那位洞主要下笔签字的一刹那，他请的一位小聪明的律师深带挖苦地笑谈：“我们老板是什么‘十大策划人’啊，孙老板才是真正的策划人，小策划了一下，就将我们老板口袋里上亿元的钱策到他口袋里去了。”就是听了这句话，他的手开始微微颤抖，想来想去，最后叹了口气，把原本拿起的笔又放了下去，以致又把双方推到了双输的境地。好在政府及时出来调停，用政策约束了双方的行为，并做了合理的处理，才又重新找回了公平。从此两个溶洞之间，各自以各自的品味和服务来吸引游客，走向了公平的竞争。好在我们双方都比较理性。大家还是朋友，之前在我困难的时候，他也没少帮助我。早期，他在张家界投资了六七年，我也在张家界投资了七八年，彼此都知道对方，但并不认识。这位洞主很有能力，也很勤奋，很聪明。有位在武陵源挂职的领导觉得：你们两位都是人才，应该认识一下。结果把我们俩凑在一起。这位洞主也表现出一种大气，说他请客，但当时他从内心上对我有点瞧不起。想在我面前摆点普，这也是能够理解的。第一次见面时，第一句话：哦，孙老板，久仰久仰！我实在太忙，咱们今天就不喝酒了。我说：你要是太忙，饭也不用吃了，以后有机会再说。 不，不，我请客，我请客。
26、终于有机会坐下来，他确实经历丰富，侃侃而谈。他不仅在张家界，在别的地方也有很多传奇经历和成就。我确实也很佩服他。当然一个人总会有忘乎所以的时候，虽然我们都在虔诚地听他讲，但他还觉得不过瘾，不自觉地踹我一脚说：“你那个电梯，比起我的某洞那是容易多了。”真的，谁肚子疼，谁心里明白，我的确也有点小心眼，跟他斗起了嘴：“小老总，在你的姓前面加个小可以吗？我比你大十岁。” “没问题，没问题。” 我说：“小老总，你知道，我们祖师爷说过一句话，当利润超过300％的时候，就有人跟你玩命，我想问一句，是你的洞利润高，还是我的电梯利润高？” 他一听愣了：“那当然是你电梯利润高！” 我说：“那不就结了嘛。” 他一琢磨，脸上挂不住，直喊：“小姐，小姐。” 我以为他要结帐走人，他把小姐叫来：“拿酒来，要喝酒。” 我说：“你不是还有事吗？” “不管了。” 我接着说：“你天天跟农民在一起，如果不把村长当高干，那是有眼无珠啊。你要想办法多跟有思想、有文化、有知识的人在一起，才会发现自己的距离，提高自己的水平。” 那天我们谈的非常好，从此我们也成了非常好的朋友。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他毫不顾忌地给了我非常大的帮助。不管在经济上，还是在精神上、社会关系上。所以，那天民众冲击了我的会场，打完群架以后，他还是以朋友的身份给我打了个电话，说：“孙总，你赶紧跑吧，在张家界想要剁了你的人可不是我。” 我也很平静：“小老总，自从我老兄的事情出来以后，我还从来没有在张家界待过这么长时间，这一次，十天半个月，我不走了。我的电话、住址向你公开。” “不，不，我不想知道。” 我说：“你想知道也罢，不想知道也罢，我是公开的。你是一个理性的人，是一个有文化的人，我知道你会理性对待。”
27、后来我们有过很多短信往来。曾经在我的龙王洞经营得非常不好的时候，由于我破坏公平，受到了政府严厉查处，他不知是出于安慰还是出于嘲笑，给我发了一个非常经典的短信。我这个洞有两个名字：一个叫龙王洞，一个叫地心之门。一个是它的长度，探测溶洞长度有38公里；一个是它潮涨潮落的变化，所以将它冠以“地心之门”的称谓。我的龙王洞的广告词是这样设计的：大标题是“地心之门——龙王洞”，小标题是：“神秘、神奇、神得不可思议”。他给我发的短信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非去。哈哈，真是神秘、神奇、神的不可思议。我给他回了一个短信：小老总，从哲学上讲，地狱和天堂有时候是分不清的。纽约不是如此吗？（《北京人在纽约》电视剧里有句名言：你若爱他，就送他去纽约，因为那是天堂；你若恨他，你就送他去纽约，因为那里是地狱）。龙王洞今天的美丽和价值已经被百龙开发出来，并被社会所证实、被广大游客所认同。只要龙王洞存在一天，你必将奔波于天堂与地狱之间。老弟，地狱见吧。后来我听说，为了这个短信，他还组织了学者来专门研究如何对付。但是双方在经历了一种风波和洗礼后，现在都恢复了平静，恢复了公平下的和谐，各自守法经营。只要心里各自遵循公平，我们仍然是彼此欣赏的好朋友。
28、美丽的陷阱由于我以前心里缺少公平这根弦，时不时给别人不公平，也就不得不“享受”别人以不公平回馈给我的痛苦，尤其面对美丽，陷阱是很容易被忽略的，至少我是这样。贵州的赤水是比较早的一批被列入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的城市，它的资源品味应该是国家一流，甚至是世界一流的。它的生态体系，是第四级冰川期的幸存者，充沛的雨水由云贵高原陡降1700多米至四川盆地，成就了它独特的绝世美景——瀑布之市！在第四级冰川时期，其它的地方都已经全部冰封，许多地球珍贵的生物品种，也随之湮灭了，由于赤水的特殊地理位置，这一地区的珍贵动植物却奇迹般地被保留了下来，这里成了世界物种的基因库。赤水的植物品种，相当于全欧洲物种总和的四倍还要多。地球上现存少有的恐龙时期的植物——桫椤，在这里成片生长，并被列为国家级桫椤保护区。由于它从云贵高原陡降了1700多米，到了四川盆地，而且又地处亚热带，雨水丰沛、植被覆盖率达到99％。所以，全市仅三米宽以上的瀑布，就有四千多条。恐怕全世界没有哪个地方，拥有这么多的瀑布群。有悬挂型、重叠型、阶梯型、绝壁飞射型、幽谷潺潺型……让赤水真正成为了天然的瀑布博物馆、瀑布大观园。所以大家俗称赤水为千瀑之市。同时，这里又是丹霞地貌。丹霞在地球上本来就是一种少有的资源，再和这里的珍奇物种、竹海、瀑布群融合在一起，更是举世罕见。阔叶、绿竹、丹霞、飞瀑，构成了赤水特有的自然风光。 去年，她被《国家地理》评为中国“最美”的地方之一。这么一个美的不得了的地方，在过去的年代里，却并不为外界所知晓。一提起赤水，大家只知道红军的“四渡赤水”，毛泽东曾经带领红军在这里走出了中国的未来。大家除了认为这个地方是红色之旅的一站以外，没有人知道它独特的自然资源，这里几乎被社会所遗忘。长期以来，当地政府成立的景区管理公司（归属于当地市旅游局）经营着这里的景区，尽管他们也做了相当的努力，但可能是因为体制的问题，经营状态非常不好，每年连养家糊口都难以维系，同时旅游设施欠缺，银行债务沉重。
29、经高人推荐，我发现了这个地方，随即向市主要领导提起景区的经营管理理念，提起我们在张家界旅游所获得的成功。当地市委、市政府领导给予了百龙以高度的赞赏，认为应该改革，引入外来力量。这么好的景区，靠国有企业、现有资本，难以有前途和发展。两种想法，一拍即合。由于做为外来者，我太爱这个地方的美丽，只看到它未来的前途，甚至不去计算成本，政府提什么要求，我就答应什么要求。没想到又走入了另外一个极端。俗话说，买的没有卖的精。因为他们在那里生活了几辈子，里面有很多的内部情况我们并不掌握，为了不再犯张家界电梯项目想“坐轿子”的错误，几乎没设任何防线：做得到的答应，做不到的也答应，就这样与当地政府签了五十年委托经营的合同。我的这种无原则破坏了应有的平衡，为后来的种种不公平待遇的发生埋下了隐患。景区接管以后，才知道一切合作都必须遵循公平原则，否则将苦海无边。这里面有太多的地雷。后来有些知内情的官员偷偷告诉我们，你们吃亏了，其实用不着这么大的成本；而有些问题，如十丈洞的瀑布旁有一电站，若不明确即刻或限时关闭，将后患无穷。的确如此，就是这个大瀑布，当地人叫“十丈洞”，它的瀑面、流量比神州第一瀑的黄果树还要大，还要壮观。当我们去参观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地方简直是太好了，黄果树哪是对手啊，那里的景色单一，而这里有竹海、丹霞，千姿百态的瀑布群难得一见，宽阔透彻的石板水滩，大瀑布仅仅是个配角。但是没想到我们看到的只是一种表面现象，一种临时现象，等我们接管过来以后才发现水没了。水哪去了？它旁边有几个发电站，都被拦截搞另一项“主导产业”——发电去了。赤水人民都知道，旅游是真正的兴市之本，而小水电是旅游的天敌。这几个水电站每年给当地经济带来的利益，小得可怜，其规模完全属国家明令关停的小水电。关闭符合国家的大形势，不需要我们强调自然会关闭。当时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没想到事情的严重性。当问题凸显出来后，才知死活：瀑布时有时无，还张着血盆大口，即使全部的肉（门票收入）还不够喂它呢！现我们即便愿意再付出更大的代价来解决这个问题，又谈何容易。你想活吗？付钱。付了钱还不行，还经常折腾你。好不容易经过谈判，出钱买水观瀑。说平日放两个小时的水，假日放4个小时。本来旅游景点，人家看的是自然，还要约定时间，过点不候，这不成了人造景观了吗？还跑这么远来干嘛？经过大力度的宣传，我们组织了一行十几个最有旅游投资热情的企业家们来赤水考察。住在三星级的赤水宾馆（现扩改为四星），看到摆在前台的一小告示“明日观瀑、放水时间9点到11点”，就这么个小告示让这次考察无功而返。大佬们说：“两小时观瀑，这买卖怎么做？”
30、就这点可怜的近似人工的瀑布效果也别想痛快了，不是今天说闸门坏了，就是明天又有人休假了。连两小时都别想保证。在某些人的私利没有得到满足的时候，他们就更是不惜报复：白天不放，晚上放。有次傍晚由于没有计划、没有通知突然开闸放水，象泻下山洪一样，差点将正在瀑布底下清理河道的百龙工作人员命送黄泉。可最恶劣的还要算2006年，出现了四川盆地百年不遇的干旱。他们可是掌管着闸门，电站不仅日夜发电，而且大流量地将贵如金的水库储水，不磋商、不通知，时常莫名其妙地昼夜倾泄，直至将水库放得见底罢休。临近“五一”要大规模接待游客的时候，水库却见底了。我们不管做了多少宣传，花了多少费用，一个没有水的瀑布是无论如何不能让游客满意的。所花费的一切费用等于打了水漂。水库的基本功能应是蓄洪调旱，可这个水库反过来了，呈现出泻旱不蓄洪，人灾为主天灾为理由的现实局面。我们是通过双方合同从水库管理者——电力公司买水观瀑的，合同规定少放一天水赔偿一万元，仅去年就七十多天无水，至少应赔偿七十多万吧！不赔，放水费一个子儿不能少，认为这是天灾。他们都忘了水库的基本功能是调节旱涝，至于合同、法律全是逗你玩儿的。景区花钱买的是一个原本应向电力局收取的泄洪费，现在反而自己花钱买，完全颠倒了。也就是说水电站是将需要泄洪或发电用不完的水卖给你，付钱观瀑好了。由于这种时有时无的“人工”瀑布无法列入旅行社行程，门票收入可怜，这买卖不知谁还有能力开下去。我们有位总经理跟政府理论：“你卖给我一个瀑布，却没有水，不就等于卖给我一件西服没有扣子吗？”我一听，真觉得我们的人都被政府吓傻了，他们卖给我们的 “西服”哪里是没扣子，简直就只剩下领子了。当时政府委托给我们的时候，由于我太爱这个地方，结果爱得没有了原则，他们把本来是国家投资的通县公路，也打进景区公路的包里，一并让我们掏腰包，等出完了钱，想对这段公路进行管理时，才知道，这是一条不可封闭的国家道路。我们为社会公共道路买了单，却敢怒不敢言。唉，就像有人将长安街卖给你了，你敢封闭，或设收费站吗？这些东西，我认为不管怎么样，还都能承受。而且我们经过在赤水两年的工作，也不同程度得到了市委、市政府，特别是人大、政协，尤其是赤水人民的大力支持和认可。由于百龙营销带来的游客增长，现在开饭店、旅馆的赤水人民，都是锅满瓢满，欢声一片。其实，我们接手的只是几个主要景区的经营权。但我们几乎承担了全市旅游的宣传推广工作。没想到周边的一些村、镇，哪儿有小片桫椤或者小片溪水，也说是一个著名景点，只要你百龙宣传带来了游客，我就以高额的回扣抢走了事，这种坐享其成的好事，何乐而不为呢？由于我在进入这个景区的时候，没有遵循一个公平的原则，我实在太爱它了，爱得失去了本应遵循的公平与理性，因此带来了后面的种种困难。但这些都还不算可怕，随着我们与当地政府的不断沟通，以及市委、市政府在观念上的调整，他们现在已经深切地感受到了问题的严重，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形势正在朝着越来越好的方向发展。可谁知2007年2月国家发改委的一纸通知，一下子又把我打入了十八层地狱，让我重又陷入了痛苦的泥潭，至今不能自拔。
31、2007年2月初某日的《北京青年报》刊登了一篇国家发改委关于景区门票涨价将受到严格控制的通知，使苦熬三年终于快要熬出头的百龙公司重又跌入苦海，使我们在赤水的投资回收变得更是遥遥无期。赤水地处贵州边沿，与四川泸州仅一水之隔。物价受四川和重庆包围，观念受贵阳控制。贵州是我国最贫困的省份，贵州人的消费观念和全国其它发达地区相比有着较大的差异。当全国各旅游景点纷纷涨价，引起社会强烈反响的时候，贵州省相关领导用观念说话了，对一些涨价景区的门票价格分别粗略一算，惊讶不已——随便一个景区的门票，快赶上贵州一个农民一个月的收入了，这在贵州人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所以贵州的高层领导认为贵州旅游兴省、打造公园省的机会来了，只要贵州景点坚持不涨价，全中国的人都会到贵州来旅游。的确，贵州有着公园省的地质和景色基础，可能这些领导同志认为，贵州之所以旅游没能够很好地发展及高速增长，是因为旅游门票太贵。所以这次全国性涨价，对贵州来讲是一个天大的好事，你全国各地涨价我不涨，贵州只要能迈出这重要的一步，全国的旅游者就会纷至沓来。于是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向全中国人民承诺：贵州三年旅游门票不涨价。但是他们未曾想一想，你一张门票一共才25元钱，从中国任何一个地方到贵州来也不是250元钱可以完成的，加上住宿和各种交通工具花费，每一次的消费都是千元以上，别说你不涨价，即便你连25元都不要，也影响不了他的行程。而且恰恰相反的是，由于你只收这么少的钱，连旅行社都没有兴趣走你这条线路，旅行社现基本都是依靠景点的折扣，也就是所谓团队优势来生存的。如果你门票只卖25元钱，别说你最多仅给他打8折（物价政策最大允许的折扣），你就是全不要钱，不也就25元吗！这点钱比起他为争取组团可能产生的费用，没有任何吸引力可言。所以低票价政策，降低了旅行社的生存空间，那些有能力、有影响的旅行社根本不会有热情来经营贵州景点，而很难想象没有基础设施改善的资金来源、丧失了景区与游客之间的中间环节——旅行社，我不知道贵州的旅游如何发展？由此贵州也就真正走上了一条“越没有就越没有”的旅游之路。就这样诞生了一个贵州旅游真实的夜郎国！现在三年过去了，可能贵州的各景点都已深刻地感悟到，旅游市场不仅没有象当初所预计的只要坚持不涨价，贵州的旅游就会有不错的发展和兴旺；而且与那些涨价的景区相比，更是被远远甩在了八千里之外，典型地体现出了马太效应——越没有就越没有。事实证明，过低的门票别说是增添设施，就连维持生计都有困难。更何况今天已经是眼球经济的时代，你的酒再好，巷子深了也不行！还要用大本钱宣传。
32、目前贵州的旅游，别说那些跟着感觉走的游客，就是寻找机会的旅游业专家、老板，和专业靠经营游客过活的旅行社老总们也望而却步，因为回报实在是少的可怜！低门票收入导致旅游设施的改善没有资金来源，而设施服务的落后又必然会导致口碑的下降。因此贵州旅游呈现出了这样的局面：要么没人来；好不容易有人来了，口碑又很差。反之，那些涨了价的景区因为有了资金，加大了宣传、基础设施的投入，从而造成了越有就越有的新局面。拿涨价幅度不小的张家界来说，2006年 4月张家界的门票从108元一次性涨到了248元，门票收入的增长，使景区的经营者更有条件改善基础设施、提高服务水平、提升旅游品质，使来张家界旅游的游客不仅可以欣赏到自然美景，还可以处处感受到人性的关怀、贴心的服务，旅游真正成了一种高层次的精神享受。结果来张家界旅游的人数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长了30%多，仅门票收入就翻了三倍。 贵州人民今天也许已经认识到了这种低收入、低水平的运营没有出路。现在好不容易熬过了当年承诺不涨价的三个年头，盼来了一点可以繁荣的希望，加之百龙在赤水各景区大投入带来的基础设施极大改善，有充足的理由可以调整价格了。遗憾的是，希望已经不等咱了。由于全国旅游景点纷纷跟风涨价，带来了一些社会负面影响，国家发改委从全国现实出发，在今年二月份下达了一个通知，规定各旅游景点门票价格最高涨幅50元以下的不得超过35%。依照目前赤水的景点水平，25元一张门票，三年内只能涨一次，涨价后门票最高不能超过33元，这就意味着我们别说大力宣传、给旅行社让利、改善基础设施、在赤水收回投资，就是连现有员工也无法养活。这才是我们自投资赤水以来，最让我感到绝望之处。我不知道已几千万的投入何时可以见到回报？不知道未来的前途在哪里?我不知道赤水乃至整个贵州什么时候真的可以实现旅游兴市、旅游兴省？我也不知道用什么办法来解开这个结？这不是一个公司能力可改变的现状。
33、其实要说起赤水人民及赤水各级领导的观念，尤其是公平观念，相比较贵州腹部地区还是先进开放许多的，这也是百龙尽管遭遇绝境，但并不真正绝望的原因。因为它虽属贵州，却与发达的重庆、富裕的四川相邻。而百龙此前在贵州其他地区的遭遇，可就没有这么幸运了。百龙早在投资赤水之前，就着手在贵州所谓的旅游龙头城市——黄果树进行投资，没想到刚一小试牛刀，就让我们足足领教了什么叫“蚂蝗爷长几只眼？”，正如他们政府内部官员私下的一句心里话所言：“在这投资要特别当心‘开门迎客，关门打狗’的局面。”。开始由于与当地的政府还处在“开门迎客”的“热恋”时期，对这句话没太在意，一心按照当地政府开列的作业去完成。如：他们说原来花费几百万拍摄的风光片效果不好，“你们给重拍一个。”。对此，我们不折不扣，不管花多少钱尽力完成。功夫不负苦心人，的确得到了黄果树有关政府领导的肯定：“拍得不错，比原来的强多了，给政府来一万张DVD片吧。” 当地政府要在黄果树组织召开西部论坛，领导发话了：“该活动你们包了吧。”没法子，老老实实从张家界不远千里调来十几辆豪华大巴车，几十个工作人员，公司里有点模样的工作人员几乎都来了。没想到拟定的买卖还没开张，作业一个接一个，白花花的银子象黄果树的瀑布一样倾泻而出。眼看没法做下去了，战战兢兢稍提出了点异议，是不是先让我们那个（通过招标获得的）项目开张了，再来完成这些附带的作业行吗？某些领导上来就是一句：“你们还敢跟政府叫板，我若没有能力让你们站着进来横着出去，就算我没本事。”此言一出，吓得我们只得丢盔弃甲，打道回府，几百万的投入血本无归。现在还丢下十来台尚未上牌、既是新的又是即将报废（长期搁置、日晒雨淋）的大巴车，至今都不知如何处置。这件事对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个别落后地区的个别领导身上，什么叫公平，什么是法制，尤其是什么是人民的利益，都没概念。有位黄果树当地政府负责人在回答有人问及的：“你们的费用这么大，黄果树挣不挣钱？”时，较典型地回答：“要是挣钱就没有我们的事了，所以有钱我也给它花光，我让它欠一屁股的帐，谁敢来接。”听了这席话，我真是不寒而栗，社会资源、人民的财产交在这帮人手里，也就别指望回报了。俗话说的好:不怕物质穷,就怕观念穷；不怕不了解别人，就怕不了解自己；不怕我们和别人有多大的差距，就怕自以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贵州旅游之所以走不出去，这应该是问题的症结所在。也许是贵州特殊的地理位置，不仅流传着夜郎国的神话，而且一个真实的旅游业夜郎国在贵州活生生地出现了。贵州人均收入全国连续倒数第一，储蓄存款倒数第一，据中国统计信息网公布：2006中国大陆各省GDP对比排名增长率贵州又是倒数第一。今天贵州综合经济指标完全可以列入世界最不发达、最贫穷的某些非洲国家行列。为此，我不知该为贵州人民哭泣，还是该为贵州新的领导班子庆幸。因为穷则思变，后发优势在为他们的充分发挥垫底。我期待着，贵州人民期待着，全国人民期待着，也只能期待着……
34、这些年，中央为推进和加速发展中西部经济，从沿海和发达的东部向落后的贵州等地输送了一些观念先进、知识丰富、富有激情的非常优秀的干部。我与这方面的干部也谈过，他们的苦衷也不小：“贵州社会质量太大，推起来很困难。若使劲太大，有时不仅没能向前走，自己反会被反弹回来的作用力埋葬。没法子，现只能尽力顺推着慢慢往前走。” 当然，也许不应这么悲观。现在各级政府对今天百龙在赤水旅游事业的处境，投入了很大的同情和支持，如：政府正在积极与水电站协商观瀑用水问题，市人大政协齐声呼吁要关掉严重影响旅游价值、阻碍旅游发展的水电站。市政府现在也认识到，赤水若想要获得世界遗产组织的认可，批准列入自然遗产名录，必须关掉这一小水电站。至于门票，只要贵州高层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我相信国家发改委也会理性、公平地给贵州旅游一个可生存发展的公平价格原则。我们也应相信，只要遵循公平原则，百龙的投资一定会在这“中国最美的地方”（2005年，赤水被《国家地理》评为中国最美的地方）获得应有的回报。也许越是落后，越是能保留原生态，也越积蓄着后发优势。我们只能期待赤水乃至贵州的旅游产业蓬勃发展的未来！
35、公平一旦出现严重失衡，带来的后果轻则消极、影响效率，严重时会分裂、破坏、战争。怎么防范呢？—— “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得不断地交流、洞察，及时修正。还来拿百龙的一位二级企业的总经理来说，他让我曾经一度很恐惧。由于他连续在所在城市被评为优秀的企业家，经常会有很多猎头公司挖他。正在我担心的时候，传来一个消息，有人出巨额的年薪挖他，为此我就专门去了一趟，找他谈。 “是不是有这事？” “是有这事。” “为什么不跟我说啊？” “没必要跟你说，因为我目前没有这个打算。” “你说没这个打算，我就信啊！咱们得好好交流交流。你没去，得告诉我为什么，也好让我心里有数。” 他解释说：“今天离开百龙意味着要到一个新的地方，重闯一片天地，其实风险很大，说不定哪天就在那儿干不下去了。我在这都干了十几年了，这是资本。”他还跟我讲：“愿意拿这么多钱来挖我的不是个小企业”，是啊，全给你企业就别办了。 “也不是个好企业”。对啊，好企业肯定有一套培养人才的流程，应该是有秩序的。 “请我去的是一个不好的大企业。我到这个企业去，第一，我不知道跟我未来的婆婆是否合的来？第二，我也不知道跟我未来的弟兄们是否合的来？重新开始风险很大。” 不过我还是撂下了一句话：“你什么时候觉得不公平了，千万别造成损失。不如咱们商量，把损失分了。” 他给我做了保证：“如果哪天有这个想法的时候，我第一个让你知道。” 我就把手伸了过去！这事深深的告诉我，得用公平为准绳的心态，经常下去交流、体察、修正，方能和谐稳定运行。反之，极易秩序大乱。只有将公平建立在制度上，才是可信可依的普遍价值。
36、先从我的企业来讲，曾经一度为了最大程度的调动企业职工劳动积极性和管理的积极性，采取资本和劳动者分红的方式，一年中赚了的利润，有60%是投资人的，剩下的劳动者分。这种制度在当时大家都愉快的接受了，但仍然存在不稳定的因素在影响发展和危机企业前途。后来我一百龙文化产业的总经理，就出现问题了。虽该企业每年有稳定的效益，但几乎就没有大的发展。总经理已经50多岁了，更甚的是连个能全面代理工作的副总人选都没有。董事会认为，人都是很脆弱的，说不定突发一个交通事故，一个飞机失事，上亿的资产有一天就会变得没有价值，因为没有接班人嘛！怎么办？要培养！ 让他培养接班人？开董事会的时候我就笑了：“培养什么呀？我想他的精神世界比我高尚不到哪去。他心理想我今天还能跟老板叫板、较量，明天有了接班人还不是想把我踹走就踹走？那肯定不行。”不仅接班人成了投资人心里的空想，而且时常暴露出他在开辟退路的迹象，这样对企业是极为危险的，甚至产生分裂和同业竞争。这就是制度上出现的问题。他今天得到了他所要得到的东西，明天也许什么都没有，他不可能会对明天负责。他今天拿到几十万的年薪，明天退休就拿社保每月一、两千块钱，他不会平衡： “我为什么要培养，能干一天是一天，未来关我什么事？”他怎么有热情对未来承担责任，不会对未来做出努力甚至牺牲，这是制度上的不平等。这时恐怕大家会问我那个企业接班人的问题解决了吗？怎么解决的？我是这么解决的：跟他全面算了一笔帐，若他的顾虑转化成了不利公司的结果，公司会有多少损失，他重新创业会有多少风险；他若一心一意会为企业带来多少发展的新利益，然后将可能的损失、或有利益和各自心理的平衡指标，进行磋商，最后达成了双方基本满意的分配。
37、在百龙，企业与管理者会签订这样一个合同：下属各核算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在公司三年为一个任期，任满三年就能在他所管理的企业里获得一个为期三年的临时股权，即使即刻离职，你仍可分得后三年这个组织所取得到的利润。如果你任满两个任期，六年，离职后你就拥有第一个三年的永久性股权和第二个三年的临时股权。由此类推，即便你辞职离开，你也会关心这个企业的价值和未来。至少未来的三年或永久对你的利益是有直接影响的。这样，管理者一算账，就能知道自己在这里任职能够拿到多少钱，期满以后又能领多少。比如还是那位总经理，他现在五十来岁，还能够工作十来年，我们给他做了一个表格，让他看到十年以后他能够拿到多少钱。十年后退休的收入跟他现在在职的收入基本是一致的，所以他就很高兴，说：“老板，你再也别跟我提接班人的事了。我不为你，为我自己也得找接班人。有一天我不能干了，我不能让我的这笔财产没有效率，你是东方不亮西方亮，而这就是我的全部。我会认真的对自己负责任的，你放心好了！”这就是由于公平的制度释放出来的效率与成果。 百龙旗下十几个企业，数千员工。但作为掌门人的我，今天还有精力写书、写童话，讲哲学，思发展，为什么？我没有办公室，没有秘书，没有司机，一天到晚手机也响不了几次，闷的时候就往外拨几个电话，有时想到自己的企业去转转，也不太受欢迎。
38、闲下来就像个一般百姓，背个包，悄悄地去旅游，贵州赤水就是这样发现的。（前面已经讲到，到今天还不知祸兮福兮）赤水实际上大家都知道，红军四渡赤水。但赤水到底是什么样，知道的人并不多。很多人还以为那里是红军走过的路，肯定和雪山草地一样，龟不生蛋，鸟不安家。可是，赤水是我国较早的被列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的，2006年被《国家地理》评为中国最美的地方，最近，我们国家又把它列入申报世界遗产名录的建设部推荐名单。如果我整天忙于事务，怎么能发现这么美的地方？后经过当地政府认真磋商，尽管代价很大，当地政府还是将景区五十年的经营权委托给百龙公司。（张家界天梯，也叫电梯，也是这样发现的）。一个状态不轻松的老板，可能没这么轻松地思发展。十个手指头不一般齐，百龙旗下也不是所有的企业都好，比如说天津百龙塑钢门窗异型材公司就出现了困难。只有我没有具体工作，所以我现在兼天津的政治委员。我跟天津的总经理讲，我就像刘邓大军的邓政委，“刘师长，我给你掌灯，你看地图。”凡是得罪人的事我来出面，凡是有思想的问题，我来帮你解决，社会形象我来帮你建立，所以很快就扭转了局面。到底是什么让我管着数千人还有这般清闲，论经验就一条：在此前用了大量的精力，制定了一套百龙人认可的公平制度。如前面讲的《百龙“宪法”二十一条》、《百龙管理干部基本素质三十条》、《百龙管理干部习惯二十七条》等等。我也是好多年以后才明白，什么是无为而治的。其实，邓小平是这方面的好老师，个人能力也许与毛泽东，勤奋也许与周恩来不一样，但他所创造的财富是那些他的前辈们连想都不敢想的。
俗话说三岁看大，五岁看老。我比别的孩子早熟十年，十三岁被错划成现行反革命。那是一九六九年国庆之后，还在湘西隆回县读小学的我，面对刊有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检阅“红卫兵”大幅照片的《人民日报》一脸迷惑：为什么作文那么难写，而报纸却每天都写都满满当当呢？后来我好像终于发现了新大陆，便对别人说： “原来报纸没有东西可写的时候，就用大照片凑。”伟大领袖的照片怎么会是凑数的呢？于是便有人去告发，加之我出身工商业主兼地主家庭，糊里糊涂就当上了现行反革命，并被驱逐出校门。
第二年，家人尽遭遗返，面对这群面黄饥瘦的老老少少，农村老家基层组织坚拒不收，主要是怕我们再分村里的人的口粮。全家人顿成浮萍飘零。于是我父亲将县城家里临街大门上锁，造成人去屋空的假象，家人则每日如地下党般从后门谨慎进出。
那年，我开始晚上在县电影院门口卖瓜子。那时的瓜子几分钱一竹筒。为挣几个小钱我特制外径大、内径小、内节较高、容量较小的竹筒弁利。白天则摆一小摊替人修锁配钥匙、补锅补盆，反正什么都干，以此养活全家老小。为坑人牟利，我先天的小聪明从那时起便派上了用场，且对未来产生了连续性的影响。
十六岁，我自己设计并打造机床，创办拉丝厂。
十八岁，我随后来被誉为“水稻之父”的袁隆平教授一起在广西搞杂交水稻育种。
二十岁创办街道塑料厂，使其成为省定点企业。
二十三岁兼职做律师。
二十五岁贩运蜜桔，坑人反被人坑。
二十六岁放高利贷并倒卖黄金。
二十七岁起至今搞科技发明获三十多项专利。
三十岁从湖南老家北上京城与张立民、何鲁敏合作创办“亚都建筑设备制品研究所”。
三十二岁创办青岛亚都科技公司及萌芽中的塑钢门窗创业。
三十四岁创办“百龙绿色科技所”并引发中国第一商战——“矿泉壶大战”。
三十九岁随矿泉壶一道被人遗弃。
四十岁全力以赴经营塑钢门窗产业。
历史就像一面镜子，一段隐隐作痛的经历折射出躁动不安的灵魂。它远非精彩，却充满深意，表明一个人要跨跃自己的局限是何等艰难。
人格的完善，也许仅靠岁月年轮是不够的，成年人依旧会重犯儿时的错误，所不同的是付出的代价将更惨重。所以我将检讨自己的过去，寻出深藏于灵魂深处的元凶，并用反思的利矛刺穿我狡辩的厚盾，希望看到真正的鲜血。
我的家乡湖南湘西，盛产一种质地优良的“雪峰蜜洁”。也许是得到了灵山秀水的滋润，这种蜜桔不仅个大、无核，而且含糖量高，在当地远近驰名。
湘西山高水长，有着独特的自然风光和地域文化。而从另一个角度看，交通不便、信息不畅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湘西的经济发展。
当时的交通环境和经济环境注定了“雪峰蜜桔”在销售环节上的地域性，而我则认定“雪峰蜜桔”在省内非蜜桔产区一定会有良好的市场。这种想法在我头脑中酝酿已久，每当我咀嚼着肉质丰满的“雪峰蜜桔”，那份甘甜便会屡屡滋润我渴望致富的心灵，这促使我终于在一九八二年的秋天做出了平生第一个经商的决定：把 “雪峰蜜桔”运出湘西，运到一个柳暗花明的地方——衡阳。
在当时看来，这是一个史诗般的重大决定，两地蜜桔一毛多钱的市场差价足以刺激我逾越数百公里的险山恶水。同时，长途贩运也是当地当时人通向富裕的惟一途径，至少，它表明了我在经商初期对市场和市场调研的一种原始认识，而这种市场意识在我后来的经商生涯中变得逐渐清晰和重要。
生活一下子豁然开朗。我意识到我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发财机会，而这种机会在别人眼里也许毫无价值。我庆幸自己抓住了机会，并为此而沾沾自喜。
第一桩生意的决定唤醒了深藏在我潜意识中的投机情结，尤其是从儿时起便养成的爱耍小聪明的习性更加助长了投机情结的滋生，我尚属空白的经商履历中因此涂上了浓厚的机会主义色彩，而这令我在后来若干年中越陷越深，并为“机会和小聪明”付出惨重代价。
“雪峰蜜桔”的故事到此远未结束，后面发生的一系列故事令人啼笑皆非。
在做好了长途贩运的一切准备后，我向当地的桔农提出夜间交易，理由是避人耳目。其实我是想在过秤装车时趁夜色在秤上做足文章。没想到对方一口应允，不禁令我窃喜。
当夜，我与同伴怀揣大号磁铁，驾驶一辆四吨卡车准时来到交易地点。随后便是在黑暗之中将磁铁安放在由果农自备杆秤的秤砣上过秤、装车、付款，一切均按计划进行。两小时后，我驾驶着卡车满载着八千斤“雪峰蜜桔”驶入茫茫夜色之中。
数百公里的颠簸劳顿尽被被涉商海的喜悦和作亿得手的快乐冲散。次日午后，我们胜利抵达衡阳市某果品批发仓库。
这是一个事先联系好的蜜桔收购站，收购价格也早已谈妥：每斤三毛七分，每斤比我们进的价高出近一毛四分，再加上我们在秤上做的手脚，这笔生意将获得暴利几乎已成定局。
然而，事情突然发生逆转，收购人员愤怒的吼叫将我从美梦中惊醒。当我踉踉跄跄爬上卡车的车斗，不禁惊得呆若木鸡：掀开的罩布下，竟是整整一车绿中带黄、黄中泛绿、半生不熟的次等蜜桔，并且有大量石块、碎砖夹杂其中——原来，昨夜装车时桔农趁我们在秤上做手脚而放松警惕的当口，同样在蜜桔上做了手脚，难怪我提出夜间交易对方会一口答应，原来大家都是心怀鬼胎，各有各的如意算盘。
接下来的事情就完全被动了。收购人员先是威胁拒绝收购，后又连续杀价，直至接近进价，并要求在过秤时加以筛选。眼看第一桩生意快成赔本买卖，我和同伴悲愤之下开车便走，并在途中买秤一杆，欲到火车站广场零售。结果刚在路边摆开架势，便被交警罚去一筐蜜桔，被管卫生的罚去二十元，后又被闻讯赶来的税务执法人员扣去四筐代税。更惨的是刚卖出几斤，众多买主和围观者欺我们人少，蜂拥上车，名为挑选实为哄抢，急得我启动卡车沿路急驶，众人争相跳下。卡车直驶入火车站货场，车上还剩下四人。我与同伴哀求这几个人放我们一马并每个赚送数斤蜜桔，四人才恨恨离去。
逃过此劫，车上蜜桔多被贱踏，无奈之下只得以每斤两毛肆分的价格全部卖给果品加工厂制作桔饼 ，然后怀着极度失落的心情启程回家。
事后经过计算，此桩生意的毛利一共为二十三元，若除去运输等成本，当属亏本买卖。
伤心之下，我真想与那些坑人的桔农恶斗一场，但想到自己也不是省油的灯，心中不免发虚，终未采取任何报复行动。
我们家乡有句谚语：冤枉钱冤枉散，脚担钱归客栈。其含义大致应是：人算不如天算，到头来机关算尽作茧自缚，竹篮打水一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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