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的艺术评论
有一次,赫鲁晓夫参观抽象派画展,他不象有些人,看不懂也不敢说不懂。他竟按捺不住,破口大骂:“这叫什么画,一头驴子用它的尾巴可以画得比这更好。”他又把负责展览的恩斯特叫来臭训一顿。没想到恩斯特却说:“您不是艺术批评家,也不懂美学,你对美术作品一窍不通。”
如果这几句话是对斯大林说的,足以使这位负责人脑袋立刻搬家。如果是对我们有些手握大权的人说的,也一定让他没有好日子过。可由于是对赫鲁晓夫说的,情形就有了不同。赫鲁晓夫竟说出了传颂一时的名言:“当我是一名矿工时,我不懂;当我是党的一名低级官员时,我不懂;当我在往上爬的各级阶梯上时,我不懂;但是今天我是部长会议主席,是党的领袖,因此,我现在当然懂得,不是吗?”争吵一顿以后,他竟对恩斯特说:“你是个很有趣的人,我很喜欢你这种人。”多年以后,按照他生前的遗愿,由恩斯特为他刻写了墓碑。
巴尔扎克的手杖
巴尔扎克并非一出世就名扬天下,誉满全球,在成名之前,巴尔扎克也曾困顿过,狼狈过。
比如,他本是学法律的,可大学毕业后偏偏想当作家,全然不听父亲让他当律师的忠告,把父子关系弄得十分紧张。不久,父亲便不再向他提供任何生活费用,他写的那些玩艺儿又不断地被退回来,他陷入了困境,开始负债累累。最困难的时候,他甚至只能吃点干面包喝点白开水。但他挺乐观,每当就餐,他便在桌上画上一只只盘子,上面写上“香肠”、“火腿”、“奶酪”、“牛排”等字样,然后在想象的欢乐中狼吞虎咽。
更发人深省的是,也正是这段最为“狼狈”的日子里,他破费七百法郎买了一根镶着玛瑙石的粗大的手杖,并在手杖上刻了一行字:我将粉碎一切障碍。
正是这句气壮山河的名言在支持着他。后来的事实表明,他果然成功了。
大仲马
法国作家大仲马有一次和一位官运享通的青年政客发生了争执,两个枪法都特别好的人同意用决斗来解决问题。在中间人的安排下,他们决定抽签,输者必须向自已开枪。结果是大仲马输掉了。他手里拿着枪,神情严肃地走进了一间房里,随手关上了门。在场的国伴们不安地等待着那一声枪响,可是等了好一会儿,枪声才响。对手和同伴急向房间里跑。打开房门,只见大仲马手里拿着冒烟的枪,失望地对大家说:“先生们,最遗憾的事发生了--------我没有打中。”
莎士比亚
有一次,声名远扬的莎士比亚在剧中扮演国王的角,这时英国女王伊丽莎白正在包厢里观看他的表演。她忽然想试试能不能分散莎士比亚的注意力,就扔下块手帕。手帕飘到了台上的“国王”脚边。而细心的莎士比亚则不声色地吩咐他身后的“大臣”说:“把我姐姐的手帕捡起来。”语言既机智又巧妙,引来台上台下一片掌声。
普京趣事
普京在8年级之后转入一所化学专科学校学习,在那里很受教师赏识:文学教师向他推荐“从不推荐”的索尔仁尼琴的作品,给他看B·涅克拉索夫的《在斯大林格勒战壕中》一书。但学校给普京的评定不怎么好。在普京念过书的学校档案室里找到的旧记分册,普京的化学成绩评为3分,而物理、代数和几何成绩也是3分。
普京早在中小学时就善于利用女生的好感。从五年级起与女生接吻,有一次甚至成了这一嗜好的“受害者”:他的同班女同学拉普索娃看到普京正与一个女孩接吻,她上前去狠狠“敲打”了这名班长。
普京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工作,实际上他一生都在谍报部门工作,在间谍学校学习。在大学二年级时,他差一点被间谍学校除名,并不是因为某些过失或错误,而是不适合某些标准。比如上面有人需要淡黄发男子。
普京——很走运的人。正如他的一名同班同学库德罗夫所说:“1974年他曾中彩获得一辆‘扎波罗热人’牌小汽车。总之,在普京生活中发生的许多事情都令人意想不到:叶利钦总统任命普京为俄罗斯联邦安全部长,使人们感到十分意外,任命为代总理曾使所有人出乎意料,随后又是代总统,更令人想不到。”
普京的个人奋斗是从列宁格勒开始的,在那里度过了自已的童年.当他还是九年级学生时,一名十年学生送给他一盒颜料,没想到放学后整个十年级男生都在街上等着普京,准备抢走他的颜料,结果普京成了胜利者,因为当时普京曾在"列宁格勒涡沦机制造者俱乐部”认真训练桑勃式摔跤。正如他的教练拉赫林所说:“1973年普京已是一名桑勃式摔跤运动的高手,1975年他又成了一名柔道高手。”普京还酷爱山地滑雪。假如不是叶利钦总统提前辞职。今年1月2日他就去堪察加半岛度假,在那里直升机会把他送到山顶,然后从山顶用滑雪板滑下来。
除了沉默甚至有点拘谨的性格,普京喜欢从官方语言转入非官方语言。在一次专门讨论老年人住房问题的会议上,他听取各地州负责人的汇报,然后得出总结:“你为何把一切如此复杂化!一个问题:老祖母饿得要命,我们应设法帮助她!”
听不懂的英语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三巨头”在雅尔塔会谈。老谋深算的丘吉尔由于胜券在握,兴致勃勃地和斯大林单独寒暄起来。为了表示亲热,他搬出在访苏前突击学习的俄语,大说特说,热情澎湃。说了一大阵,对方只微笑不答,翻译也哑口无言。正在尴尬之际,苏方翻译打破了冷场,用极标准而流畅的英语询问丘吉尔:
“首相阁下,您说的英语,怎么我一句也听不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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