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传奇 三 南下与北上 说起金庸初到香港的情形，金庸曾在一首诗中以“南来白手少年行”形容。 这里还真有其事。 当时，金庸从上海坐飞机往香港。除了行李，金庸身上竟无一分港币，连 坐巴士的钱都没有。这下金庸有些急了。恰巧金庸邻座是香港《国民日报》的 社长潘公弼。潘见金庸神情有异，忙问是怎么回事。金庸如实相告。潘社长哈 哈大笑，说这还不好办，借你10块港币吧。说着掏出钱包给了金庸10块钱，这 才解了金庸的燃眉之急。到了香港，金庸用这借来的10块钱搭船过海，坐出租 车来到报社报到。 这段经历金庸至今难忘，所以才有“白手少年行”的感叹。 金庸在香港《大公报》仍是做国际电讯翻译和编辑国际新闻。同时，金庸 也经常在报上发表有关外交及国际法方面的文章。尽管理想渺茫，但金庸对外 交和国际关系仍是相当感兴趣，所以在这方面特别用心。 1949年月日11月9日,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全体职员4000余人宣布 起义,脱离国民党政府,接受新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但公司留在香港的各 类物资被香港政府冻结，而台湾国民党方面派员到港，打算处理那些资产。中 央人民政府铁道部发表声明，强调“前粤汉、湘桂黔及浙赣各区铁路局所辖铁 路存港器材、物资、汽车、款项均为人民国家所有，严禁冒领及私自承购”。 金庸根据他学过的国际法知识，写了一篇长文《从国际法论中国人民在国 外的产权》，分两天发表在《大公报》上，阐明中央人民政府拥有铁路部门在 香港的资产。这篇有见地的文章引起了著名大法官梅的注意。 梅是当时中国的国际法权威人士，曾任东京战犯法庭中国首席大法官，与 美、英、法、苏等盟国的法官在东京审讯二次大战的日本战犯，参与了判处战 犯东条英机死刑的审讯，在国内和国际都颇有声望。梅读到这篇有见地的文章， 便开始留意起金庸。一次路过香港时梅特地约见了金庸，此后又读了金庸有英 文写的几篇国际法论文，认为金庸年青后生，可堪造就。 后来在新中国成立后，梅被外交部邀请为顾问。梅这时想到了金庸，希望 他能到北京来做他的助手，协助他的工作。这个消息可乐坏了金庸。简直是天 赐良机，做外交官是金庸多年的梦想，于是金庸毫不犹豫，马上决定北上。 到了北京，金庸见过梅后，便去找当时在外交部的乔冠华。乔冠华对金庸 表示欢迎，但同时也坦白相告：像金庸这样的地主出身，恐怕难以被外交部吸 收，他建议金庸先去中国人民大学学习，在适当的时候入党，才有可能进入外 交部工作。看到金庸惊讶不解的表情，乔冠华又提议说，如果不愿意去人民大 学，也可改为到人民外交学会工作。外交学会是外交部的外围机构，负责与外 国的联络。党会视其工作表现考虑是否吸收入党，然后才会考虑能否进外交部。 乔冠华这番话给金庸迎头泼了一盆冷水，令金庸感到相当失望。他发现， 自己北上的决定是大错特错了。金庸回忆说：“我愈想愈不对劲，对进入外交 部工作的事不感乐观。自己的思想行为都是香港式的，对共产党也不了解，所 以未必可以入党。而且，一个党外人士肯定一会受到重视，恐怕很难有机会作 出贡献……” 金庸果断决定，回香港！ 这次北上求职，乘兴而去，败兴而归，金庸心里很不是滋味。金庸本来对 共产党和新中国充满信心，满怀抱负，一心想在新中国的政府里干一番事业， 但却因为出身问题而遭婉拒，令他非常怅然。更糟的是，金庸的妻子当时是强 烈反对他北上的，但金庸一意狐行，以致夫妻关系恶化，终于导致金庸的第一 次婚姻以离婚告终。而《大公报》里的个别负责人对金庸“吃回头草”也表示 不满，一度拒绝他重返《大公报》。几经周折，金庸才重返工作岗位，仍然负 责翻译和编辑国际新闻。